一位博物院院长在65岁的年龄顺利退休了。

这么一件平平无奇的事，就在新闻曝出的当天上了微博热搜和各领域媒体报道头条。没有任何夺人眼球的因素，仅仅因为这个人是故宫院长单霁翔。

过去七年，他在保护修缮文物的前提下，将故宫打点得更加干净舒适和开放，也突破性地尝试了新的文创开发方式，让故宫成为年轻人心中的网红IP。

在他退休之后继任的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这样一位“网红”院长之后继任，王旭东需要承担的公众视线压力不小。

两个“很像”的人

故宫博物院的前几任院长，基本都来自文物局，如张忠培曾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郑欣淼在升文化部副部长之前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单霁翔进入故宫前是国家文物局局长。

与这些文化属性浓厚的前院长相比，学地质工程出身、从小梦想是水利工程师的王旭东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从业经历并不完全是文物保护、文化工程相关，一开始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原因也是阴差阳错——当时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美国专家建议做石窟保护需要地质工程专业的人才参与，王旭东是在老师推荐下才去到了敦煌，并在实地感受氛围后爱上这份工作。

接过单霁翔班的人，为什么是他？仔细比对这些年来故宫和敦煌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和成绩，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微妙的共通之处。

尽管单霁翔一直谦虚自称“故宫看门人”，但他这7年来帮助故宫实现的蜕变早已深入人心。将公众开放区域从30%增加至80%、实行网上购票并每日限流、增加女厕和长椅数量、在座谈会上“哭诉”以换得建筑修复被批为研究性保护项目……得益于各大小媒体的报道，许多并没有特别爱博物馆的年轻人都能对这些事迹如数家珍。

王旭东在提升游客体验方面也有着别样的用心。他认为，到敦煌当地游览的人们分别有着不同的需求，因此有必要为其提供差异化的定制文化旅游服务。2018年敦煌研究院就曾针对研学游团队推出“夜游莫高窟”体验活动，大受好评之后，今年又直接将活动开放给了公众。

早在2014年，莫高窟便率先开启网络预约参观模式，将游客人数限定在每天6000人的范围之内。随后故宫也试行网络预约售票，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数量、实现限客错峰。

尽管故宫近年来为大众所熟知的改变主要在于文创产品领域，但其实它也一直在互联网化方面努力，与科技企业合作将文物数字化、推出全景故宫功能、制作app及小程序等。单霁翔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王旭东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系，他们都考取了工学博士学位，身上有着相同的工科生理性气质，相信先进科技的重要性。

将故宫简单地看成一个IP是对它的误解。故宫首先是一座博物馆，是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承载体，它承担着容纳收藏、保护修缮、理解研究文物的责任，对公众的义务是展示传播文化产品，使其能从中得到精神文化上的体验或教育。

不论是做文创还是从细节处提升游客体验，故宫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文化资源带来的体验。在这些文化资源所能涵盖提供的全部体验中，线下游览观看其实只占一小部分，为了达成真正的目标，故宫这些年来一直在背后致力于“数字化”工程。

而文物数字化这件事，除了故宫，国内做得可圈可点的另一家机构，非敦煌研究院莫属。王旭东的到来，能将自己这些年来在敦煌研究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应用到故宫上。

深科技改造文博业

数字化、互联网化对故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单霁翔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故宫有许多书法和绘画长卷，因为保护的需要必须被储藏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中，难以被公众所亲眼看到。而通过数字绘画，人们便能清晰地观看到这些内容，甚至比现场肉眼看还能观察到更多细节。

故宫也做过许多款app，大部分作用在于帮助用户足不出户体验到故宫藏品的魅力。比如故宫和腾讯合作正在推出10期故宫博物院的AR版图书，也比如大名鼎鼎的《韩熙载夜宴图》app，涵盖220多个知识点，用户不仅可通过它了解到相应的历史，还能通过背景音中的琴声和画面真切地感受到画像场景。为此，故宫还与腾讯合作了“古画会唱歌”的音乐竞赛，鼓励公众通过数字音乐创作，赋予古画以数字化的新“古音”。

敦煌研究院同样也非常重视文物数字化。与古画的“故宫会唱歌”接近，敦煌博物院也与腾讯合作，联合上海音乐学院在莫高窟推出过一场“古乐重生”音乐会，在线观看超过1000万人。敦煌做过的其它将文博数字化的事，可以打开“数字敦煌”官网。

这上面目前包含了30个洞窟的中英文资料介绍，跨度10个朝代，展示的总壁画面积达4430平方米。

访客可通过VR模式在线游览洞窟，画质惊人的高清，缩放和方向移动都极其流畅。与Google Art&Culture的浏览作品功能相似，但体验更好。

而网站所上线的洞窟数量，在目前全部已数字化的洞窟中只占 1/6。

石窟数字化，说简单点就是“拍照”，实际上的操作并不容易。洞窟环境昏暗，工作人员需要自制轨道和灯箱，一小块一小块地分区域拍摄壁画细节，然后再将这海量素材逐一比对、拼接和修正。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向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分享过这样一组数据：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就需要拍摄4万余张照片 。

该项目对敦煌石窟和相关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并将这些数据汇集起来，构建成一个多元化与智能化相结合的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库、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面向全球共享，并建立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和数字资源科学的保障体系。

这是很有前瞻性的一个工程，首要作用就是保护了资源的完整留存，对公众来说也能扩大传播范围和广度。

除此之外，敦煌研究院还与各大科技企业都有过深度合作。如与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开发“智能讲解员”，与华为探索智慧石窟景区解决方案、5G信息技术利用、丝路文化资源库建设和文物数字化研究工具开发等。

敦煌与腾讯的合作更为立体，涉及文创领域，也有壁画的数字化保护。譬如复原临摹壁画，单靠研究院过往的经验需要耗费大量人工时间精力，而腾讯则有可能通过科技使这一过程更加高效，如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分析配色方案及破损区域检测，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将部分临摹步骤自动化等。

诚然，故宫和敦煌研究院本身的数字化需求存在着差异之处。敦煌更多的在于珍贵壁画资源的保护，而故宫涵盖的资源除了书画等文物，还包含古建筑群及非物质文化资源等。

但王旭东在敦煌积累到的资源库搭建、为游客提供数字化新体验、与腾讯等新兴科技企业合作等经验，将能使他帮助故宫在数字化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对科技和文化博物事业数字化本能的兴趣和投入，既是过去几年打开故宫与敦煌魅力的同一把钥匙，也是故宫迎来“新院长”之后，让故宫的文创和文化博物数字化顺利延续和赋予新生命力的一次“跨界传承”。

题图来源：故宫博物院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