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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弘;编辑 :方奕晗;图 : 尹夕远
张杨变得更安静了。
他戴着一顶牛仔帽,“整个人隐藏在帽檐下面”。这是导演刁亦男时隔一年再次见到张杨时的感受。他告诉《博客天下》,开始以为这只是张杨图一时新鲜,过两天准摘,没想到几天后再见面,帽子还戴着,吃饭喝汤也不摘。他意识到,张杨来真的了。
导演蔡尚君也有同感。蔡尚君、刁亦男和张杨是多年老友,张杨最初的两部代表作,1996年的《爱情麻辣烫》和1998年的《洗澡》,都是几个人共同编剧。他对《博客天下》谈起近期张杨的变化:“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见到大量的人和车,像见到异物一样。”
这是在西藏待了一年多的结果。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张杨辗转西藏腹地,同时拍了两部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其间,他戴起帽子,留了长发,蓄上胡子,成了康巴汉子。
这不是他第一次留长发。大学刚毕业那阵,他长发及腰,直到拍摄电影处女作《爱情麻辣烫》才剪掉。蔡尚君觉得,张杨大学那会儿留长发,是通过外表刻意表现与众不同,是反抗的方式,而现在是自然而然的。
8月5日,电影《冈仁波齐》票房距离1亿还差60万元。见面时,他几乎全程望向窗外,抽着烟,就着红牛和润喉片。
他太疲惫了。
10天的路演刚刚结束。他走了10个城市,宣传即将上映的电影《皮绳上的魂》,每天三四场观众见面会。“比拍电影累多了,拍电影可以控制时间,现在所有的事都被安排好了。”张杨告诉《博客天下》,只要坐上车、坐上飞机,什么都不干,就睡觉。
忙碌很大程度是《冈仁波齐》票房奇迹的延伸。这部电影不仅给投资方挣回两部电影的成本,还引发业内外广泛讨论。有媒体称,《冈仁波齐》是2017年的现象级作品。
1个亿的票房并不算多,《战狼2》仅用4个小时就破了亿——但这丝毫不影响《冈仁波齐》的出乎意料。
《冈仁波齐》执行制片人成功和张杨一起在西藏待了一年多。从云南出发时,他很担忧,甚至觉得电影要流产——尽管张杨已经拍过8部电影,两次获得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一次金马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压力来自多方面,资金没到位,演员没找到,剧本压根儿就没有。
即便是电影拍摄完成,参加了电影节,也获了奖,但成功依然对收回成本不抱任何期望,“基本上我觉得这俩电影不可能上映,即使上映,三五百万元票房就很牛了。”他告诉《博客天下》,最早的营销方案甚至有过“买一赠一”的想法:到电影院看一场《皮绳上的魂》,同时可以在网络上再看一部《冈仁波齐》。
生猛
电影《冈仁波齐》是在海拔5100米、零下15度、风力6级以上的冈仁波齐山腰上杀青的。回到拉萨,他掏钱摆了关机宴——剧组没有这部分预算。
2014年11月杀青之后两年半,电影终于得以上映。2017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蔡尚君和张杨在酒吧见了一面。张杨对在场的人说:“票房1000万就不错了,2000万就不得了。”
两周后,他们在北京的庆功宴上再次碰面。《冈仁波齐》票房猛涨到6000万元。这意味着分账之后,制片方足以收回成本。庆功宴当天,冯小刚、管虎等导演悉数到场祝贺。蔡尚君明显感觉到张杨很兴奋,“大家都没想到这个结果,而且觉得肯定能破亿了”。
有无数理由可以解释《冈仁波齐》票房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稀缺性。
刁亦男分析:“现在市场上脱离真实生活情境的电影太多了,你看它很好看,但花是塑料的,特别美,却是绢花。不是对生活进行幻想和过滤,它是将生活蜡制化了。看到《冈仁波齐》这么生猛,直击人的状态,人的信仰,你就会觉得很不一样。也是一种猎奇,这是一种好的猎奇,我们需要这样的猎奇。”
投资方之一、乐视影业CEO张昭在首映礼上指出,《冈仁波齐》是中国电影未来的方向。他说:“面对好莱坞的大兵压境,我觉得中国电影要做扎根于观众感受的、离观众心很近的电影。”蔡尚君说:“这是无心合道的事情。它暗合时代的需求,对信仰、藏族生活方式,旅游的需求,这个片子要早几年上映,也做不到现在这样的成绩。”导演谢飞认为,票房奇迹的原因在于观众对表现藏民族信仰力量的认可。
仅仅在拉萨,《冈仁波齐》票房就达到1000多万。成功说:“拉萨放映的时候,观众跟着电影里的人一起念经。”电影上映后,53岁的成功邀请身边好友观看,收效甚好。他试图分析《冈仁波齐》的成功:“我一个人去电影院看好莱坞大片,我觉得丢脸。《冈仁波齐》让35到60岁的观众看一部电影不丢人。”
录音指导杨江去电影院看成片,进场时买了一桶爆米花,一粒没吃,又抱了出来。现场安静得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张杨把《冈仁波齐》的票房奇迹归功于宣发团队。拍摄时,他根本没考虑市场问题。找投资时,他逢人必说的一句话是:这是赔钱的电影,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据了解,《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两部电影的宣发费用是制作费用的一半左右。
张杨在朋友圈看到过对《冈仁波齐》的批评文章。文章说电影不成其为电影,没有起伏,没有高潮,没有情节,无非是在消费信仰,消费藏族文化。“大众对电影的认识还是常规状态,看热闹为主,这两部不是看热闹的电影。”他不在乎这个。
他在乎朋友的认可,“我周围有很多画家朋友,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就挺开心的。”
《冈仁波齐》没有给张杨带来什么变化。投资人找上来,他直接谢绝。2016年年底,他开始拍摄新片,跟《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同样的操作方式。一部电影《火山》,讲老太太画画的故事;一部纪录片《大理声音》,用声音表现大理的一年。
票房劫
在票房这件事上,张杨现在看得很淡。
8月2日《皮绳上的魂》首映式上,他表达了对《冈仁波齐》即将破亿的看法:“作为导演,我想的票房的事,实际上是看它变成多少看电影的观众。快1个亿了,就是有300多万观众。”
过去,他也对票房动过心。2009年,因为分歧,《飞越老人院》电影项目搁浅。那时,他已经两年没拍电影,眼看又要荒废一年,焦急万分。
他也缺钱。那时他在大理新建了客栈,催债电话不断打来,两年没拍电影,囊中羞涩。在《通往冈仁波齐的路》一书中,张杨写道:感觉必须要为生活而去挣钱了。
他接拍了电影《无人驾驶》。这是唯一一部张杨没有参与编剧的电影,也是他试图用商业制作方式拍摄的电影。“那时候流行一个概念,亿元导演俱乐部,也想拍一部这样的,证明一下自己,票房过个亿啥的。”
5月初敲定项目,9月开机,11月底杀青。谈了很多一线明星来演,最终确定刘烨、高圆圆、王珞丹、陈建斌、林心如等出演。这并不完全具备商业电影的卖相,还需要广告植入——因为有许多车戏,专门为此植入不少汽车广告。
投资1400多万元,最终票房2000多万元,远没有达到预期。
除了挫败感,张杨感受最深的是拍摄过程中的掣肘。临近开机,谈妥的演员变卦,有的因为生病,有的因为对排位不满意。整个剧组只好一边拍,一边更换演员,甚至几次停拍——不知道第二天拍谁。最后是好友帮忙救场,才算拍摄完成。
“感觉电影受制于演员、受制于明星的成分太大了,拍电影变成个痛苦的事情了。”这是张杨当时最深切的感受。也正因为此,后来两部西藏题材电影的拍摄中,他选择少有表演经验,甚至没有表演经验的人出演。
受掣肘的感觉延续到下一部电影《飞越老人院》。张杨最初的想法是拍成带有荒诞色彩的黑色幽默风格,但投资方出于市场考虑,坚决要走温情、煽情路线。
他想过放弃,投资方也提出更换导演,但他舍不得这个剧本,只好加入很多鸡汤式对白。最让张杨不适的是,影片上映后,他要面对媒体讲那些感人的故事,表达自己如何喜爱这部电影。
至此,张杨连续拍摄的三四部电影都在赔钱。他不是没有辉煌过。第一部电影《爱情麻辣烫》1997年上映时,票房约3000万,年度排名第三。第二名是《甲方乙方》,3600多万;第一名是《泰坦尼克号》,3亿多。
《无人驾驶》按照商业方式运作,赔了钱,张杨愧对投资人。但如果《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赔钱了,他能坦然接受,因为这两部电影就是用来赔钱的,“它的艺术价值是值这个钱的”。
“拍完《无人驾驶》和《飞跃老人院》,我处于极度彷徨和迷茫中,开始厌倦电影,厌倦这个圈子。”他说。
不久,他离开北京,定居大理。
焦灼
2013年11月的一个晚上,张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西藏,朋友给他践行。那天他喝得大醉,接着痛哭流涕,骂在场的人:你们不关心我!
刁亦男看到张杨当时的样子,觉得他心里憋屈,“拍这种片子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好像所有的伤心事都勾起来了”。
张杨、蔡尚君、刁亦男、刘奋斗从《爱情麻辣粉》和《洗澡》开始合作,那是他们在电影圈的成名作。到现在,4个人每年都会聚上一两次,说说心里话。
大家一致认为张杨既想获得艺术认可,又想获得商业成功很难做到,也很危险。刘奋斗说:“你的作品太温和了,太圆满成熟了,要尖锐一点。”
蔡尚君的记忆里,张杨至少有两次聊着聊着就哭起来,“说明他内心焦灼”。憋在心里的问题太多了:中国电影市场怎么变这样了?该拍什么样的电影?该怎么拍?
遭遇票房劫后,《飞跃老人院》的投资人李力打算让张杨再拍些商业片。张杨拒绝了:“我今年已经47岁了,西藏是我十年来心里一直想拍的东西。《飞越老人院》也好,还是其他片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市场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张杨喜欢旅行,喜欢“野”的状态。他曾经和朋友去内蒙古,10匹马,每天40公里,骑了7天。刁亦男觉得张杨心中有很深的浪漫主义情怀,习惯把自己放到自然天地去冒险,将生命和工作投入与世俗截然不同的情景中去。
“在大理的生活,基本就是闲着。”张杨说。他每天中午起床,带上笔记本,在洱海边找家咖啡馆坐一下午。可能记记流水账,写写感想,也可能就是坐着,看人来人往,看苍山日落。
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只是表面矜持。用刁亦男的说法,他是“沉着外表下包裹着一颗丰富敏感的心”。上大学时,张杨独自游历新疆、西藏,在伊犁街头跟醉汉发生冲突,被打破了鼻子。
蔡尚君到现在还记得,刚毕业那会儿,他们到重庆玩。一天晚上,张杨喝得烂醉,和另一个喝醉的朋友抱在一起,在重庆街头打滚,大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拍电影?”
拍电影是张杨的初心。“这是你的工作,你最擅长的事情,也是你价值能体现最好的地方。”
在大理那段时间,成功和张杨合作过两个广告片。醉酒后,张杨会跟成功说:“商业电影我不是不会拍,我心不在此。我毕竟拍了8个电影了,第九个、十个要有所改变,不能说大势已经这样了,我就这样了。”
刁亦男理解张杨的徘徊和迷茫:“现在市场的要求和当初做电影的初心有很大矛盾,需要你跨越很多东西,工业化和作者风格。”
那段时间张杨像刚刚进入电影行业的新人,时常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拍电影?
逆时针
2013年春节,张杨试图说服成功做执行制片人,去西藏待一年,拍两部电影。
成功没有答应。他是广州某制作公司老板,主要工作是“卖导演去广告公司拍广告”,能赚不少钱。那时,他和张杨正合作拍摄一支大理的宣传片。
“宣传片嘛,完全可以假大空的,航拍来一下。”成功说。但张杨执意要找到真实生活在大理的人,拍一个仿纪实性质的片子。后来,成功才明白,张杨是在借机磨合团队。
他在寻找一种可能性:如何用规模最小的团队,找普通人出演,用最低的成本拍摄电影。拍广告时,他要求成功砍掉美术部门,服化道全部不要,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人兼任。原先拍一支广告,剧组有80人左右,这次被精简为30多人。
张杨花了7个月时间说服成功,直到2013年7月。他隔三差五就会念叨几句:“你每天挣钱,多烦啊,忙忙叨叨的,总得有点野心吧。这么说吧,中国电影史,你要留个名啊。你不能每天赚钱。你总得跟儿子讲你老爸曾经干过什么事啊。”
他用同样的方式说服了摄影师。
有了主创团队,接着就是找资金。张杨把原本七八千万的制作成本压缩到3000万。成功说,《冈仁波齐》就是减人,减到他要兼任生活制片,导演要兼任司机;《皮绳上的魂》就是减时间,两个月拍摄,速战速决。没有开机宴和关机宴的预算,张杨自己掏钱。实际上,最能压缩成本的是演员,以非职业和半职业的居多。
云南的房地产公司老板给了张杨750万元,剩下的钱是他的朋友、和力辰光董事长李力和乐视影业张昭给的。一共3000万元。“大家都是朋友,而且像买你一幅画一样,大家艺术上得投点资本。对他们来说,他得到两部好电影,这样的电影会给他们赢得尊重。”张杨说。
出发之前,《湄公河行动》的电影项目找了过来,他对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说:“不好意思,兄弟,我要去西藏搞艺术了。”
刁亦男和蔡尚君都觉得张杨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尽管拍摄条件简陋,但在蔡尚君看来,排除资本和明星的干扰,反而是很奢侈的表达。“大剧组是表面奢侈,现在的戏剧公社、精神团伙,必须志同道合,才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一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最大的自由。”
这次西藏之行是张杨最尽兴的一趟旅行,他甚至觉得旅行本身比拍电影更重要。“我记得我跟成功(拍摄过程中)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尽在掌握中。”
他没有一定要拍成什么样的目的,也没有资本压力,处于彻底自由的创作状态。他曾经想过,索性在普拉村拍一年藏民的生活;他还想过,《冈仁波齐》拍到拉萨就能结束,也能成一部电影。
一年后,他们终究还是抵达冈仁波齐。在那里,张杨经常遇到两个30多岁的苯教信徒,每天绕着冈仁波齐逆时针转山,计划转1000圈。他们已经在山脚住了两年,转了600多圈。
“眼神里都是虔诚和执着。”从西藏回来两年多了,张杨至今还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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