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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文政；编辑 ：方奕晗

东野圭吾的火爆，再次为中国影视业的“大IP时代”添加了注脚。

由其代表作《嫌疑人X的献身》改编的同名国产电影，自3月31日公映，截至4月7日累计票房3.15亿元，打破华语犯罪题材类影片纪录。这只是一个开始。围绕着东野圭吾——这位在30多年里出版90余部作品、被公认为当今最具商业价值的推理作家，多个影视剧开发项目箭在弦上。

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这位59岁的“千面作家”或许会在日本大阪接待一拨拨蜂拥而至的中国影视投资者，与他们就剧本改编事宜展开漫长的讨论。

2006年，时年48岁的东野圭吾获得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直木奖，获奖作品是他上一年出版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鉴于直木奖对小说家的象征意义，上海新经典编辑部在犹豫了4年之后，终于决定买下东野圭吾部分作品的中文版出版授权。

2008年，《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问世；2009年，《白夜行》中文版发行；2014年，《解忧杂货店》内地中文版更是连续占据2015年和2016年Kindle年度付费电子书畅销榜冠军。2016年3月，东野圭吾以202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二位。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评价:“大众图书中畅销的、长销的、好卖的、受人尊敬的、影响大的这些元素，在东野圭吾的书里都能够找到。”

东野圭吾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上集前人所长——既具有早先本格派的“古典”：以解谜为主，重视通过逻辑推理展开情节，将犯罪动机简单归结于个人原因；又兼具新晋社会派的“新潮”：把现实日本社会与人性联结起来，重视人物塑造兼以批判社会积弊。

2016年年初，网上传出导演贾樟柯将监制投拍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悖论13》。这部小说建构在末世灾难的科幻背景下，这对素以精准呈现当代现实社会见长的贾樟柯而言，是另一种挑战。2017年3月，优酷宣称拿下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秘密》，即将打造超级网剧和同名电影；万达影业与香港英皇影业对《解忧杂货店》的改编也已立项。

版权交易平台云莱坞近日借势上线了东野圭吾影视版权专场，10部售价200万元起的影视版权被同时展示出来。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已经被逐年陆续改编出了50余部影视剧，而在中国影视文化市场，针对这座富矿的开采才刚起步。

一位制片人对东野圭吾IP改编剧的商业前景十分乐观：“情感、推理、社会，在这个框架下，是一个个很有画面感的故事。”他表示会重点考虑选择东野圭吾推理和情感线兼具的作品进行改编。

事实上，这种偏灰暗格调的悬疑、推理作品，曾经一度在中国影视剧市场受阻。

日剧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讲述动人家庭故事的《血疑》，由黑泽明导演、讲述日本柔道变革故事的《姿三四郎》，以及体现日本女排艰苦打拼的《排球女将》等剧作，风格鲜明、温情脉脉，山口百惠、三浦友和等日本演员一度成为中国观众的偶像。90年代，日剧在中国的发展到达鼎盛阶段，《东京爱情故事》、《悠长假期》、《恋爱世纪》等偶像剧表达的朴素价值观，恰好满足了相对保守的中国观众的口味。

日剧在90年代末的式微，或许与题材逐渐趋向揭露社会弊病和探讨更为复杂的人性有关。从外部来看，“韩流”的影响则更为剧烈。“韩流”进入中国的起点，被普遍认为是1997年韩剧《爱情是什么》的热播；此后不断发展，则是韩国政府积极推进“文化立国”的产物——1988年，韩国政府制定“放开国产剧、限制进口剧”政策，1998年正式确立“文化立国”的发展方针，提出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的目标。

据早年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广播电视节目有73%出口到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台湾地区为24.5%、日本为19%、中国大陆为18.6%。韩剧在推广之初有意压低价格，在与日剧的竞争中获得明显的价格优势。世纪之交，“韩流”的风头逐渐超过日剧，中国资本围绕韩国IP改编影娱文化产品也顺理成章。

但变数也时刻存在。据界面新闻报道，2016年共有53部韩国艺人参演的影视剧在中国市场不再畅通无阻，一些卫视的韩综节目或叫停，或对韩国合作团队调整撤换。与此同时，日本IP的引进和改编突破以往零敲碎打的局面——除东野圭吾外，其他日本热门IP也一并受到关注。

目前国内公布的日系IP改编有15部左右。翻拍剧如《求婚大作战》、《深夜食堂》等在2017年排剧计划中赫然在列；改编自日本魔幻文学小说家梦枕獏《沙门海之大唐鬼宴》的电影《妖猫传》定档2017年12月，由陈凯歌执导；改编自导演山田洋次《家族之苦》的电影《麻烦家族》定档4月28日；由黄晓明主演、改编自日本著名漫画家北条司同名漫画的《城市猎人》，或将于2018年上映。

从经济上考量，与此前动辄千万元的韩系IP相比，当初不到100万元拿下的《嫌疑人X的献身》电影改编版权，堪称物美价廉。但价格并非是日本IP谈判中最大的阻力，与版权方以及原作者就改编理念和整套方案达成一致才是关键。《嫌疑人X的献身》导演苏有朋在与媒体交流时，几次提及被对方的谨慎甚至苛刻态度搞崩溃。

据国内某影视公司负责购买版权的匿名人士介绍，他在2015年7月曾通过日本富士电视台设立在香港的相关公司，沟通购买两部日剧的翻拍版权，耗时7个月与对方谈判，才最终达成合作。他向媒体吐槽：“7个月在国内一部剧都能拍完播完了，我们仅仅是签了合同、拿到版权而已。”

按照日本的相关规定，即便在取得版权方信任，并就改编理念、出价等达成一致之后，还要取得IP授权——这一环节因为日本影视剧版权归属复杂、相关规定庞杂等问题也非常棘手。比如，想翻拍某部日剧，不仅要获得影视版权的授权，还要得到原版小说的海外版权。倘若后者不同意，也只能作罢。

更为严苛的是，有日本公司或原小说作者会要求先看到改编剧本或大纲，商议通过后才肯签署授权合同。对中国影视公司来说，一旦合作没能如期达成，此前花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都是难以接受的。

恶意炒作行为业已出现。“有做中间代理的，他也没有版权，跟你吹牛说他有，然后你给他高价，他拿着钱去谈，中间卡掉一把钱。还有收代理费的，就是骗子一堆。”电影制片人顾晓东就当前日本IP在国内的混乱状况向媒体表达了担心。

更大的风险来自中日两国在内容监管上尺度的不同。包括东野圭吾在内的诸多日本小说，牵涉过多的犯罪情节和动机、开放或颠覆性的伦理观以及政治丑闻等内容，使得它们在中国的改编难度加大，本土化前景堪忧。

“日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风口，说实话我持谨慎态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而更大的隐忧同样来自政策和两国政治关系状况的风险。2014年搜狐视频下架了一批美剧，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外，用户和广告客户流失不可谓不严重。而眼下，艰难地追逐日本IP似乎是一种近水楼台的选择，但可以想见，接踵而至的问题同样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