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自己的ROM，才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比如有一个Bug，我们就能快速响应。” 4月26日，在深圳的一个创业论坛上，一加手机创始人刘作虎和PingWest品玩创始人骆轶航进行了一场对话，刘作虎重申了一加做自主ROM的决心。

4月5日，面向欧美用户的一加氧OS正式发布，刘作虎透露，面向国内用户的氢OS很快也将发布。而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个时间就在5、6月份。

以下骆轶航与刘作虎的对话访谈实录，部分内容有删节。

骆轶航：为什么一开始一加是和CM（CyanogenMod）合作，而现在要自己做ROM？

刘作虎：作为一家创业公司，首先思考的是要活下去。硬件是我最擅长的东西，我就要先专注硬件，而CM的ROM做得很好，我就先找了他们。

但是，作为一家手机厂商，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自己做ROM是势在必行的。比如一加有了自己的ROM，如果出现了Bug，我们就能快速响应。（自己做ROM）这条路会很艰难，但我们一定会走下去。

不过，我们在做ROM时，是想接入更多的优秀服务，成为一家开放的公司，而不是什么都做。比如支付宝做得很好，我们就没必要再做个“一加支付”，同样，比如黄页等功能也没必要自己做。

骆轶航：某些公司靠“什么都做”的逻辑达到了很高的估值，对此你怎么看？毕竟一加也是要面对资本市场的。

刘作虎：我们现在更考虑的是怎么跟用户交流，用户的需求是什么，怎样更好地满足用户。这看起来是很虚的话，但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某个公司会连智能周边产品都自己做，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曾经说过，“当你回到家里，如果家里只有一个牌子，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很多人会说苹果很封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肤浅的认识，苹果在某种角度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公司。它确实打造了一个开放平台，让更多的生态百花齐放。我是技术出身，很久以前我研究过苹果iPod的32PIN接口，研究之后对苹果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们在定义这个接口时想得非常周全，比如你用iPod，想要买音响时，不管是高端的国外品牌音响，还是国内的廉价音响，都能很好地连接。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做法，是为用户考虑的。

我觉得只要用户满意了，盈利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没必要（通过什么都做）去吹泡泡。

骆轶航：我们作为一家媒体，接触过不少公司，各家公司的话术都不一样。我不评价别的公司，但融资、估值一直都不是一加的话术，一直都是就产品讲产品，就OS讲OS，我觉得这很重要。

另外，我发现很多以创业为主题的活动上，大家很少再认真地讨论用户了，而更多地讨论风口、痛点，但痛点到底是用户的痛点，风口是投资人的风口，还是分析师的风口？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刘作虎：我其实很反感风口这个词。现在有两本很火的书，《从0到1》和《创业维艰》。从我自己的角度，《从0到1》我看了1/3就不看了，因为我觉得里面的东西对创业者来说很危险。里面讲了很多如何发现机会，发现蓝海，制造垄断，这是一种角度。但我觉得，创业者更应该看完《创业维艰》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创业。他里面提到“创业只有3天是顺境，其他8年都是逆境”，我的感触很深，决定让一加的高管都去读这本书。

骆轶航：接下来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关于一家中国公司怎样做成国际化的公司。你是一个特别中国，甚至特别深圳的人，但一加在海外市场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相反，我观察到，一些号称国际化的，英文特别好的，擅长社交的人在做国际市场时基本“全死”。讲点秘诀吧，这是非常刷新我认识的事情。

刘作虎：其实我做了十几年的海外市场，但我的英语一直不好，和别人交流还需要翻译。我觉得英语好不好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关键是思维，我个人的感觉，你要有很开放的思维去接受世界上的东西。我10年前就开始看瘾科技的英文版，通过看一些关键的单词，加上图片，基本就能悟出它讲了什么东西。

核心是什么？要有自信。讲一下和CM的合作，当时CM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我们一拍即合，虽然还有很多深圳的厂家去找CM，但我相信它找不到比我更好的：我很自信能做最好的硬件，同时是一家创业公司。如果是大厂商，就不会去用CM，而小公司对产品的追求又不够。

向外找合作，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开放就首先要自信。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外语不好，但你可以找国外的人啊。

骆轶航：我每天都会过一遍国外媒体的报道，我发现国外媒体上很少有关于一加，至少是产品上的负面报道，但其他中国公司就会比较多，这之间是有什么本质不同，还是你们用了什么聪明的方法？

刘作虎：其实没有聪明的做法，靠聪明的做法是不靠谱的。回到本质，我觉得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一直做海外市场，我发现欧美人对价值观的敏感度非常高。我们中国的一些公司，更多考虑是先活下去，可能会抄袭、山寨，这是一种方法。但如果要做欧美市场，这条路就很危险。即使你做了很便宜的东西，但（如果是抄袭、山寨）他也并不会尊重你。

我反而觉得欧美市场比国内市场好做，你就把产品做好，不抄袭，用户就会喜欢你。去年我们参加TechCrunch的颁奖，它们在介绍时没有说是“中国的一加”，而是说，“这是一家奇特的公司”，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他在介绍其他两家公司时用的是“中国的公司”。

骆轶航：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别扭，当一家公司在某方面做得很特别，就被认为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刘作虎：这是一个现状。在我个人来讲，我算是有点民族主义的。以前做DVD时，我们在海外市场得到了用户的尊重，这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所以我做手机时，也想做一个真正的全球品牌。很多年前，索尼的愿景就是让世界改变对日本电子产品的看法。80年代，日本电子产品给世界的印象是很差的，但索尼成功改变了这个印象。

我们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并不需要自卑，仅仅是因为处于这个现状，所以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改变。

骆轶航：一加提出要做生活方式公司，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如何能保证一家消费电子厂商做成生活方式公司？这其中的核心是什么？

刘作虎：我一开始成立一加的时候就跟同事讲，我不希望5年、10年后大家一提起一加，印象中就是一个整天拧螺丝的理工男形象，我更喜欢大家记住的是一种有品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

骆轶航：在深圳做一家生活方式公司，这事儿难吗？

刘作虎：我觉得没有什么难不难的事情，关键看你的追去是什么。就像我们的手机出来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多诸如收纳盒、笔记本等一堆不务正业的周边产品，虽然没卖，但我们都送给了一加的粉丝，让他们感受到一加的品质。

所以用户买了你的产品，更多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而是不会简单地看多少钱，有多少功能。这会是未来用户选择产品的方式。

骆轶航：说到生活方式，我想到了一加和韩寒的合作，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韩寒是适合一加的，一家公司找张杰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刘作虎：别的公司的事我就不评价了。韩寒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真正第一次关注韩寒是去年，那时《后会无期》炒的很热。偶然看到一个视频，是韩寒作为中国电影新力量的演讲，不经意间听到韩寒说的观点跟我们做企业的理念非常一致。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如果没有大量的积累，没有大量的思考，是不会把事情做好的。”

““这是一个台风来了猪都能飞的时代，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是猪，因为风停了，我们就摔死了。我也不希望自己是风，我希望我们是一颗全天候的树，可以杵在这里。”

我觉得这跟好多人对他的评价完全不一样，而且跟一加的理念很像，就通过朋友引荐在上海第一次见了他。我觉得他有超越80后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而且为人非常低调。第一次我送了他一台一加手机。第二次见面，他说很喜欢，不过他本人不喜欢做代言，所以前前后后谈了好几个月，才最终敲定。

骆轶航：最后一个问题。一加给人的印象是“小而美”，但“小而美”能持久吗？它在一个大的市场中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不是最终也要发展为“大而美”，或者“大而不美”、“大而平庸”？

刘作虎：大和小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在手机行业，肯定不可能一年只做二、三百万台，这是生存不下去的。但一年1000万台呢？这个数字不大，但也不小，1000万台，再加上几年积累下来的用户，你就能活得很好。还是需要有一定基础的规模，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追求一年1亿台这样的数字。

骆轶航：有没有担心大了就不美了？

刘作虎：有这个担心。今天用户对你是这种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用户的印象可能会改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时刻去观察和感受用户的看法，这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