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名运动员组成了“奥运难民队”，（Refugee Olympic Team，国家代码 ROT，社交网络上的#TeamRefugee）。

这些运动员的出生国包括南苏丹、刚果（金）、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都是充斥着战争、种族屠杀、饥饿、犯罪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国家，于是他们以难民的身份逃往比利时、希腊、卢森堡、肯尼亚和巴西。按照个人素质和训练水平，他们可能很难在这届奥运会上拿到奖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上最受关注的队伍。

这十人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名副其实的职业或准专业运动员，兼逃难者。在参加本届奥运会之前，他们已经在国际或区域赛事中拿过不错的成绩，譬如原刚果（金）籍柔道选手珀珀勒·米森加和尤兰德·马比卡，在巴西参赛的时候“叛逃”并寻求庇护。

或者尤丝拉·马尔迪尼，一位叙利亚游泳教练的女儿，曾获阿拉伯青年锦标赛上获得过三枚金牌。她在逃亡的过程中由于船只故障，跳下水一边游泳一边推着船，用了几个小时才终于到达彼岸希腊。

第二种是五名出生在南苏丹，逃亡到肯尼亚的难民。

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女性长跑运动员泰格拉·洛鲁普从难民营中发现并救助了这五人。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职业运动员意味着什么，现在他们在洛鲁普设立的 TLPF 基金会旗下“难民运动员中心”里接受训练，参加比赛，赚取奖金作为收入。

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他们的生命和运动之间都已经产生了无法分割的关联。没有运动，没有比赛，没有奥运会的话，没人会在意他们是谁，在哪里，活的怎样。

这十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无法代表自己的祖国——这些国家大多无暇自顾，更别提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环境和帮助。难民运动员只好寄希望于印有奥林匹克五环的旗帜，幸运的是国际奥委会也决定直接资助它们的奥运之旅。有关奥运难民队的一切看上去令人激动，仿佛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在现实中的最佳写照。

但是，事情远没有看起来简单。

最早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奥运会报名者当中首次出现以五环标志而非国旗代表的“独立奥林匹克运动员”（Independent Olympic Athletes/Participants, IOA/IOP）。至今，历史上以 IOA 身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已经数以百计。本届奥运会上，难民队和 IOA 队是分开的两支队伍，但谈论难民队，不能不说 IOA。

因为，和难民一样，每一位 IOA，背后都有一个悲惨无奈的故事。

1939 年，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德国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不加入德国队，国际奥委会却以主权丧失为由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奥委会。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无法代表本国参加，也不想加入德国队，只好以独立运动员的名义报名参加次年的冬奥会。那是奥运历史上首次出现 IOA 的概念。

可惜，后来二战规模不断扩大，那届冬奥会停办，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成了最大的输家。约翰·芬德林编撰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记录下了这段历史，或者你可以在 Google 图书上读到这一段。

1976 年，由于国际奥委会轻视种族隔离问题，当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遭到了来自总计 28 个国家、其中主要为非洲国家的抵制。南美国家圭亚那也参与了该次抵制，该国短跑运动员詹姆斯·吉尔克斯决定以 IOA 身份报名。

吉尔克斯国籍为圭亚那，他在美国生活和接受训练，代表圭亚那获得过 1975 年泛美运动会 200 米短跑金牌，在当时 200 米短跑项目上世界排名第六，100米短跑排名第九——这样一位成绩优秀、潜力无限的运动员，却被国际奥委会拒绝的 IOA 申请，他的奥运冠军梦碎。

在这个决定上，我们看不到奥运精神，只看到国际奥委会被成员国驳了面子之后，比过家家还要幼稚的回击。

上世纪末，原苏联解体，大批来自原苏联国家的运动员找不到自己能代表的旗帜。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这些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的批准下成立了“联合队”（Unified Team），以五环旗为标志参加各个项目。联合队的地位近似于 IOA，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至此，IOA 变成了奥运会上的常态，但凡有运动员无法代表自己的国家，他们便可报名成为 IOA。

所在国家或地区未建立奥委会、奥委会被临时禁赛、遭遇战争或国家解体，是历史上运动员们以 IOA 身份参赛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也包括所在国家或地区奥委会选举过程存在政府干预或贪污行为，比如 2012 年印度运动员遭遇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奥运会的运作规则，已经从上世纪初的个人报名制，演变到了的当前的国家选拔认可制。后者的优势在于高效，给予运动员更好的训练环境，并且将个人成绩和名誉与国家软实力挂钩，但其弊端在于，当出现任何问题，导致国际奥委会不承认国家奥委会的时候，个人没办法代表国家参赛，让大多数“为国争光”而训练和比赛的运动员感到无比失落，进而开始质疑奥林匹克精神。

虽然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公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总的来看，运动员因各种原因无法代表国家，不得不以 IOA 身份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一种背离奥林匹克精神的现状。

奥运会本应该是去政治化的，不论运动员的国家正在经历什么，运动员都不应该被剥夺代表自己国家的权利。而现在，奥运会的政治化已经不能更直白：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或者一些更单纯的行政上的流程问题，国际奥委会可以拒绝承认会员国，会员国也可以反过来抵制奥运会——别看上面的例子说的是 20 世纪的事，最近几届，无辜的印度、科威特、南苏丹和俄罗斯运动员仍在面临相同境遇。国与国的战争、内战、非战争的政治对抗，行政流程等种种政治上的因素，投射到了奥运会上，造就了一届又一届相貌不同但身份同样卑微的 IOA。而今年的难民队，只是 IOA 衍生出的一个新形象，它们本质上是一种东西：无国家可代表的代表队。

让无国家可代表的运动员挥舞五环旗，表面上看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彰显，实际上却是奥运精神碰到现实世界政治压力时的无奈折衷。

难民队的存在是对那些主导全球化规则大国的无声斥责。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上届伦敦奥运会时，全球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只有不到 1200 万，和前五年基本持平，而到了 2015 年，总数增加到了将近 2000 万。而那些难民的接收国以及难民逃亡的目的地国，从应对的方式上也分为两种：一种不作为，比如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广开大门却不对难民进行合理处置，导致罪案和恐袭频发；另一种则打算关门大吉，比如当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区域战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隔离与屠杀，归根结底是失败的全球化，导致了如今的难民危机——跟 IOA 的产生，背后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今年，十名运动员历经千辛万苦站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以难民队的身份呼唤和传递着和平与希望，让我们看到了奥运会的包容，以及国际奥委会积极挑战政治压力的姿态，并重新相信奥林匹克精神可以最终战胜贫穷、饥饿和战争。难民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但进步不代表有关它的所有方面都伟大光明正确，奥运难民队并不是对这些流离失所的运动员最佳和最终的处置办法。假如国际奥委会真心希望这些运动员能够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享受这届奥运会，最应该做的是革新自己的会员制度，推动这些运动员的所在国奥委会认可和接纳他们，或者至少给这些运动员以代表自己出生国的权利，而非象征性地给予他们一个并不比 IOA 更有尊严的身份，来凸显自己的包容和政治正确。

这些难民运动员有没有考虑过、申请过代表自己的国家，抑或权衡之后为了多方更大的利益，最终接受了直接资助方的安排，我们无从得知。至少就本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和难民队运动员之间相互依赖，都达成了自己的目的，皆大欢喜。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这是第一届专设了难民队的奥运会，但很难说会是最后一次。火炬每隔四年都会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散发着光芒，但“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的奥林匹克精神，却一直只是个还未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