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十点，我从新疆南部的库尔勒机场离开，沿着 218 国道一路乘车往南。车子以 60 码的速度前行，司机让我留意路边的农田。漆黑的夜空，突然有一个红点，由远及近，向我们袭来，那不是 UFO ，而是植保无人机在田间作业时的信号灯。司机说，“这就是正在作业撒农药的无人机。”

在新疆，无人机不再是只能航拍的玩物，它可以除草、杀虫、施肥，帮助农民提高作业效率。过去给 500 亩食葵地打药，农民可能需要请一辆拖拉机，雇两三名劳工，管吃管住还得管烟，几个人耗费三天才能把活儿完成。

如今，甚至只要打开手机里的支付宝，在服务窗选取“极飞农业”，填写地址、亩数、种植品种等信息，农民即可一键呼叫无人机植保服务。两台无人机，花上一宿的时间，即可把 500 亩地的药打完。

无人机植保，是指利用多旋翼无人机为农林植物提供喷洒药剂、种子等植物保育服务。随着无人机在中国的普及，无人机植保同样发展迅猛。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 2324 架，总作业面积 1152.8 万亩次，预计 2016 年植保无人机的数量将突破 8000 架。

与支付宝合作的这家广州无人机公司极飞，以新疆为运营重镇，除了在尉犁县有一个运营中心，还有 6 个服务点，配有 500 多名基层员工以及数百架无人机。在库尔勒市和硕县，国道边的土墙，到处印着极飞的上门热线，400-980-3131，意思为一个电话“就帮您撒药撒药”。

不少农民认可、倚重“无人机干农活”这事儿，因为它高效、省钱。广袤的土地、超长的高温户外环境、匮乏的劳动力等因素让新疆成为这场无人机革命的前沿阵地。

无人机的出现好比拖拉机替代牛

今年 25 岁的郭建臻，在赴往重庆邮电大学念书之前，一直生活在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的托布力其乡。地主出身的爷爷由于成分不好，文革期间被数落排挤，从甘肃老家远走新疆，1966 年，郭建臻的父亲在新疆出生。

1985 年，郭建臻的父亲随着托布力其乡的生产连队四处开荒，当基建工人搬砖、拉水泥，从队里分得几十亩的自留地。等到开荒结束，一家人以务农为生。

郭建臻对小时候那个重逾十几斤的背桶式喷药器印象深刻。传统的人工打药，一次只能喷洒几亩地，如果要给上百亩的地打药，需要人们忍耐着难闻的农药味儿，反复填装药剂，反复下地作业。每年都会有 10 万人因此农药中毒，而如今至少在这一点上，无人机的封闭药箱已经实现了人药分离。

郭建臻 2014 年夏天在库尔勒市下属的尉犁县招商局见习，期间认识了极飞 COO 郑涛。摄影作者出身的郑涛，彼时还只是一名航拍发烧友，正在用极飞生产的航拍无人机，在为尉犁县拍摄宣传片。

一开始，郭建臻对无人机、航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当他得知，极飞正在新疆库尔勒验证多旋翼无人机在田间撒药作业的可能性。他想起那些烈日下跟着父母撒药的日子，对这项科技如何落实到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2014 年 10 月，在郑涛的邀请下，郭建臻辞去招商局的公职，正式加入极飞。那时算上他，整个新疆团队只有六人。

郭建臻的第一个客户是父亲，给家里的 50 亩玉米地打除草剂。当时的植保无人机还处于雏形阶段，设计不完善，经常遇到高压喷头堵住的问题，飞机花了一个小时才起飞，用了一下午才把药打完。

如果飞机太大，贴地飞容易把幼苗吹死。现在的尺寸对与农作物最好，也不易对围观的农民造成恐慌。 

父亲邀请了所有乡亲来围观，看到这不太完美的“首飞”，乡亲们并没有笑话他们，而是提出各种疑问与建议，“载药要不要多一些”、“飞机要不要低一些”。

三个月后，玉米地需要第二次打药，郭建臻又带着飞机过去。结果因测绘定位不准，无人机飞着飞着就撞树上了，只能拉回最近的尉犁基地维修。尉犁县距离托布力其乡 75 公里，单程驱车需一个半小时，往返一次油费 70 元。可到第二天，修好的无人机刚起飞，喷头又坏了，他只得郁闷地返程。直到第三天，他们才把药打完。父亲说，“你们跑三趟的油费都够我请人把药打了。”

在新疆运营的一年多时间，极飞经历无数次的试错与改良。今年 5 月，又到了玉米的除草季。这次郭建臻用上极飞最新研发的带有 RTK 定位、自动航线飞行等功能的无人机 P20 V2，50 亩地的活儿只用两个小时就干完了。如今父亲对无人机打药有信心多了，这也是极飞在新疆发展的缩影。

新疆的农地大多比较规整，呈方块状，小的一两百亩，大的上千亩，郭建臻曾在和硕县处理过一张 2000 亩的棉花打药订单。据说在某些建设兵团，还有连绵上万亩的田地。传统的人工打药效率低下，拖拉机打药容易造成损耗，效果也不一定是最佳。

像棉铃虫、蚜虫、红蜘蛛等当地常见的害虫，喜好躲在茎叶背面啃食植物，一般人工打药，药水只会覆盖在茎叶表面。而无人机打药是采用位于旋翼下方的离心喷头，将高浓度的药剂雾化至 100 微米的颗粒再喷洒出来。配合多旋翼的下沉气流，由上至下吹向地面，药剂会被覆盖至整个植株的里外。如此一来，农药利用率能从原来的 35% 提升至 85% 。

像郭建臻这般，极飞许多新疆当地的员工，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疆外地区上学，因为父辈是农民，大多有过下地务农的经验，也对投身家乡的农业充满热衷。他们相信，无人机“能够把父母从植保的沉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就像拖拉机取代牛的变革，一定是未来植保的发展方向。

“无人机帮我省的钱能买一台汉兰达”

“你看我这块地大概有一艘福特级航空母舰那么大，如果我没用这个无人机打药，这些虫子就能吃掉我的一辆汉兰达。”那天在观摩 200 亩食葵地的撒药作业时，农田的主人常红善对我说。

常红善是郭建臻的发小，家里有 1500 亩地，每年净收入超过 100 万。在建臻的推荐下，他今年开始用无人机打药。口耳相传是极飞在新疆推广的重要途径，体验过无人机打药的亲友一句“靠谱”远比空洞的广告要来得有效。

食用向日葵是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是制作零食瓜子的原料。跟玉米很像，成熟的食葵植株能长到一两米高。过去，人是没法走进田里给食葵打药的，只能开拖拉机，不可避免会踩烂庄稼，这个损耗率一般在 10% 。

他算过，跟人工打药比，无人机打药除了提高作业效率，还能帮助提高收益。

郭建臻（左）与常红善 

就拿这块 200 亩的食葵地来举例，产量好的话，亩产 350-400 公斤，今年常红善的葵花籽已经被恰恰瓜子厂包了，预计收购价是 8.5-12.5 元。常红善现在打的药既有防治虫害的药，也有促进结果的授粉剂，效果好的话，还能增产 20%。假设他今年收成正常，200 亩地，亩产 300 公斤，收购价为 12 元。理想状态下，打药后能避免减产 10%，增产 20% 。收益为 21.6 万元（200*300*12*30%），省下的钱真能买一辆汉兰达越野车。

在新疆耕作的另一大问题是气温。白天风大，光照猛，平均气温在 45° 以上。由于纬度的缘故，库尔勒纬度 41.68° ，这儿夏天的日照时间比南方地区要长。每天清晨六点，天色既白，太阳在晚上十点以后才会下山。白天让无人机强行作业的话，不仅人受不了，农药也会因高温蒸发而浪费。

所以，无人机只能在清晨或夜里打药。不过，在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法用人手操纵无人机打药，这也逼迫着极飞无人机要往定位精准、自动飞行的方向发展。

如今，农民只用拨打一通电话或者在支付宝下单。两天后，一个极飞的工作组就会来到他的田里，一组通常包括一辆卡车，两架无人机。一人配药，一人更换电池，另外一人遥控起降无人机。根据测绘人员此前在农田附近设下的定位装置，无人机会根据不同地块设置自动飞行的路线。人只负责起降的部分，其余时间，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一个通宵，500 亩地就能完成打药。

常红善唯一担心的是农忙时节，约不到无人机打药。因为耕作从来讲求时效，病虫一来，别说晚个两三天，就是晚两三个小时也有可能导致农作物的全面绝收。七月底，陕西渭南地区 30 多万亩地爆发玉米粘虫虫害，至少有 1.1 万亩玉米因为防治过晚而濒临绝收。

极飞在新疆的服务费是 8~10 元/亩，一般人工打药的收费只要 6~7 元/亩。这么看无人机并没有任何价格优势，其实不然。人工打药的效率较低且不说，除了打药本身要收费，还要加上聘请工人、管吃管住的费用，再加上 10% 的收成损坏，背后的隐形成本不少。

2014 年，国家放弃对战略储备棉的补贴政策，2011 年新疆棉花包含补贴每公斤收购价 14 元，如今只有 7.5 元，几乎掉了一半。以前随随便便种点棉花就能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棉花行情不好驱使农民从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转变。原来只种棉花的常红善开始改种经济价值更高的食葵，但这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与成本去经营，这 200 亩食葵地的打药费用加药钱就已经花了 3 万元。

“棉花价格好的时候，农户也许不会在乎这样的服务，因为怎样都很赚钱，一旦市场不景气农民开始疼了，农民就开始节省成本。”极飞 COO 郑涛认为，这恰恰是植保无人机进入的最好机会。

每当无人机撒完药，从远处飞回来，常红善都会把对话撂到一边，赶紧掏出手机，拍小视频，然后发朋友圈。吸引他的不仅是新鲜劲儿，还有无人机带给他的实惠好处。

月下的葵田 

直接卖无人机不是一个好生意

因为耕作面积大，单次收益高，新疆的农户普遍习惯了规模化生产。在丰收的年份，农民挑着一麻袋一麻袋的现金到库尔勒的神州车城，把车城的所有车子买空搬空是常有的事儿。

那天在田里，我问常红善愿意花多高的价钱买一架植保无人机。他说：“真好使的话，20 万一架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家对于购买无人机打药的农户也有补贴鼓励。河南省农业厅 2014 年开始将农用植保航空器纳入农机购置补贴的范围，按载药量 5~9kg、10~34kg 分别给予 3 万的国家购置农机补贴、1 万与 3.2 万的省级累加补贴。

可对极飞来说，将无人机直接卖给农民并不是一个好生意。极飞曾经在 2015 年上半年，尝试向全国各地的加盟商销售总价 19.8 万一套的无人机植保系统（包括无人机、基站、移动终端等），结果发现效果很不好，机器给到农民手上根本不会用。反倒是在新疆的服务模式带来高速增长的数字，极飞的一线业务团队从 40 人两年内激增至 500 人。

首先，农业生产是高密度、低频次的工作，比如食葵从播种到收获只用打两次药，棉花一个种植季的打药顶多 5 到 8 次，而且都集中在一个月内完成。如果让农民买一台无人机自己打药，一年只能用几次，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只能闲置着。

其次，在农忙时节，无人机坏了，维修也是一大问题。例如极飞最新的无人机搭载了 RTK 定位模块，上面一根食指长的天线造价就要一万。真要出故障了，农民根本没法自个儿处理。再说，为了适应南疆夜间作业的特性，极飞无人机配备了 RTK 相位系统、离心喷头等设备，现场作业需要专业人员的操作。

极飞最新的植保无人机 P20 V2 极限飞行时间为 30 分钟。考虑到保护电池，无人机单次飞行被设定为 16 分钟，一次可以打药 20 亩地。

如果按照一次飞两架无人机，20 亩/架次，打 500 亩地来算，每架无人机至少要飞 12 次。每当无人机飞完一趟回来，地面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守候在一旁，等待更换药箱跟电池。如果同时有多架无人机起降，作业频率会更高。每个作业小组一般常备快速充电器跟 20 块以上的电池，为的是满足大规模作业的需求。

等待装配螺旋桨与药箱的 P20 V2 ，可以看到，电池已准备就绪。 

直接提供服务的话，无人机的质量、运营团队的水平能有很好的保证，无人机也不会在大部分的时间闲着。

华南农业大学的兰玉彬教授，毕业于美国德州 A&M 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曾在美国农业部担任高级研究员，多年从事农业航空技术的研究。

在兰教授看来，极飞的“只卖服务不卖飞机”是在新疆落地一年多，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近年中国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越显突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也要求更高效的生产方式。

2016 年 3 月，极飞的竞争对手大疆发布了植保无人机 MG-1 。据兰教授了解，大疆在几个月之内卖出一千多架无人机，采取的就是加盟分销的模式。大疆跟各地的经销商都有合同，想要代理权就要承诺买入多少架无人机。

兰教授认为，无论是极飞模式还是大疆模式，在教育市场的当下都是很必须的。 “以 7 天为作业周期、每天 300 亩来计算， 一架无人机的辐射范围也就 2100 亩，中国有 18 亿亩耕地，对植保的需要量巨大。别说今年植保无人机的保有量有 5000 架，就算有一万架也是远远不够。”

当然，精准、高效肯定是未来无人机发展的正确方向，这在极飞的产品就能体现得到。例如，搭载 RTK 定位模块的无人机可以让飞行轨迹精确至厘米级；极飞开发的 A2 智能手持终端（说白了就是一台智能三防手机），单人就能同时操控 3 台无人机进行作业，A2 还能根据实际载药量和电量规划航线，将农药和电池的利用率最大化。

2015 年，极飞无人机的作业面积达到 56 万亩次，今年的目标是 500 万亩次。极飞 CEO 彭斌的设想是通过 2000 架无人机的服务实现 1.8 亿的收入。“这就好比快递业，收一个包裹活不了。但有合理的调配系统，收一万个包裹就能活了。”

今年 6 月底，极飞接入到支付宝的农村服务窗口，农民可以通过支付宝“滴滴一下”呼叫无人机植保服务，服务范围包括新疆、河南、江苏、安徽、湖北以及广西的部分县市。

7 月中旬，南疆少有的连续几天遭遇降雨，无人机在晚上没法作业，积压了大量订单。郑涛说，短短一周时间，积压了 160 单，22000 亩地仍 “嗷嗷待哺”。

极飞在新疆农村有多受欢迎？彭斌曾向我描述过一个场景：工作人员在摸黑工作一宿之后，想回宿舍休息也不行，被当地的村民拦在村口，给安排床铺、做饭、切西瓜，总之不干完所有人的农活不许走。

“这叫什么？鱼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