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官方话语如是说。

按照官方的规划，新区由保定下辖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县组成。保定建制于元代，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是京畿之门。在京畿之门的要冲之塞，平地建起一个新区，这既是一个当代中国的故事，也是历史故事的一部分。

它的历史故事，可追溯与衔接上一个围绕京畿的“千年大计”，呼应150年前京津冀“铁三角”的犄角奥援。它的当下与未来，与一个现代功能的首都、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和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发展理念，都密切相关。

而所有的缘起，当从1000年前开讲。新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听听历史故事，没什么不好。

1000年的北京

官修典籍称，北京有着3400多年的建城史，始于西周武王册封召公奭为燕诸侯，经东周秦汉，再至魏晋南北朝与隋唐，这个防御北方夷狄的要塞，先后被称为蓟城、广阳郡、幽州、涿郡、范阳和卢龙，城址也不断迁移，从今天的房山到顺义，再到燕郊直至天津一带。准确地说，那时的这座北方要塞，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

北京作为北京的开端，始于它成为辽朝的陪都。辽之前的2000年，作为一个防御匈奴和其它少数民族政权的北方军事重镇，它的城址历代飘忽不定，功能也时弱时强。直到被少数民族政权拿下，才有了真正的地位。

公元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以“儿皇帝”身份向身为契丹人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将通向中原的门户开放给了契丹人。为了统治当地汉人，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分治汉人和契丹人，采取“两院制”分设契丹官与汉官，并且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分别为今日的北京和大同，皆为陪都，以汉制汉。

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太光彩的一段故事，却是北京作为都城历史和全面兴起的开始。

200年后，女真政权金灭辽，再灭北宋，占据中原。1153年，金朝皇帝完颜亮正式下诏从上京迁都至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城址在今北京西南三环一带。北京正式成为中原政权的首都，开启了860年的都城史。金中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人口超过100万，城内居住着众多部族，女真人、契丹人、汉人、党项人甚至高丽人……北京成为国际性多元文化都市。

完颜亮还在香山和玉泉山修置行宫，在中都之东开通潞河，潞城因此改名通州，西面在永定河上建卢沟桥，形成西陆运东漕运格局，粮米钱帛源源不断运入中都，完整奠定元明清的都城基础。

至蒙古人1267年占领中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在中都遗址东北建新城，命名大都，城址基本与现北京市区重叠。元朝虽为蒙古政权，却在对外交流和海运贸易上极为开放，也使大都成为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化繁荣都市。《马可波罗游记》里详尽记述了元大都的繁华、多元和蒙古大汗的骄傲；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也以马可波罗与忽必烈讨论元大都的建设为背景。

明朝肇始，废元大都，定都南京，称应天府，大都改为北平府，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封地。“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杀明惠帝朱允炆，自立为帝，升燕京北平府为北京，北京正式得其名，朱棣改元态，建新城，于1406年正式迁都北京。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清军旋即入关，占领北京并迁都于此，开启中原统治。经明清经营，北京沿革至今。

赘述这段1000年的北京历史，是希望请大家注意几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北京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是在850-1100年前的辽金易代之际确立的。北京首都地位的形成，也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弯。此前，中原王朝的都城选择以“东西”为走向，历代王朝或建都长安，或建都洛阳，或以其一为都，另一为陪都。两个千古都城，一个在西部关陇高地的要冲，一个在东边中原沃野的腹地，遥相呼应，撑起了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但随着北京成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都城，这个格局被彻底打破了：此后的1000年，中原政权的都城选择开始了“南北”走向，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城在北京，一些偏安江南的政权和一些王朝的个别时期（比如明代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定都在南京，或者离南京不远的江南大城市（比如南宋的临安）。

第二，中原王朝的定都战略从东西走向转至南北走向，除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亲北”传统 之外，还伴随着一个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那就是经济重心的南迁完成。自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起，北方和中原士族即大量南迁避难，至西晋“五胡乱华”时期达到高峰。北方士族南迁，给江南带来了知识、文化、生产技术和商业，蛮荒一片的南方经济开始发展，形成了江南士族。隋朝大运河开通，加快了货贸物流，江南经济发展更快，至盛唐时期已与中原水平相当。中唐以来，中原和北方受藩镇割据影响，再至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加上日后少数民族政权攻占中原，北方经济已残破不堪，一蹶不振。唐后期以来的战乱，金灭北宋，再度导致大量中原人士衣冠南渡，除了汉文化之外，还带来了商业和海路贸易的繁荣，催生了江南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在北京开启它860年建都史的时间节点上，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终于压倒性地超过了北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北京开始成为历代王朝的都城，而同时南方经济全面超越北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都城史也发生了一次根本的改变：即首都第一次建立在一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土地之上。秦汉时，关西繁盛，中原蓬勃；隋唐时关陇天宝，宛洛物华；都城在哪里，经济的繁荣带就在哪里。但自从北京立都之后，这个逻辑被改变了，都城建立在经济落后带上。定都北京的政权，多看重北方边境的安全——金朝防御蒙古；元朝需与其它同属蒙古汗国的部族和蒙古政权交通；明朝先是防御败逃回蒙古的北元残部和鞑靼，后期防御女真和满清；清朝则以北京为枢纽，与承德和盛京（沈阳）形成犄角，团结蒙古王公和其它民族，建立同盟。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军事和国家安全意义，远大于其经济发展意义。这是古代中国首都功能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古代中国的首都功能重在军事防御和民族同盟，而非经济发展，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畸形”的局面：首都的环境难以创造和发展经济，但这里的帝王、贵族和官僚体系，又要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形成了北京经济的“特供”局面。北京的漕运自金代起特别发达，原因也正是这个：全国尤其是江南的钱粮财帛需要远远不断地远程输送进京，供这里的贵族和官僚体系消耗，维系着国家中枢的运转。中枢朝廷除了消耗南方的资源之外，也少不了吸附周边地区的资源，造成周边地带的贫困日甚。于是，北京就成了一片经济贫困地带包围之中，靠行政手段聚集资源而形成的、异常繁华的“孤城”。

这就是上一个“千年大计”的背景下北京的历史，一个以军事和政治的名义吸附和消耗资源的，建立在落后经济带上的“超级城市”的历史。自明清以降形成的北京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的格局，也是这种安全体系和资源消耗等级体系的象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个体系从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扩张到了三环、四环、五环和六环，是1000年以来北京“都城思维”的延续。

下一个“千年大计”，似乎该从终结这个1000年以来的“故都模式”开始。

再穿插一个历史小故事，证明这种“故都模式”早在380多年前就暴露了它的脆弱：

1638年，清军第四次攻破长城，进入关内侵扰明朝。这次清军没有从明朝防备甚严的山海关一线攻入，而是绕到居庸关以西，从大同长驱直入，绕道河北，从南部孤军深入，进逼北京。这是一次军事冒险，但由于京畿周边经济凋敝，守备极其松懈，清军破“京畿之门”保定，在高阳县大败明军，明朝名臣孙承宗一家40余口在高阳城头战死，极其惨烈。夺取了保定和高阳，清军欲继续北上，直接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觉得尚未做好准备，于是撤军。

都知道明朝亡于从昌平居庸关杀到北京的李自成，而李自成败于从山海关杀到北京的清军。但很少有人想起这场提前了6年，险些更早断送明朝的战争。这个差点提前6年断送了明朝的高阳县，并不在京师北部的防线上，而在北京的南侧门户保定附近，今天雄县、安新和容城的南陲。

150年前的京津冀

150年前，中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

随着国门被鸦片和枪炮打开，清朝终结了锁国政策。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天津成为对外贸易的商埠，外国公使允许进驻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清朝开始承认国际外交体系。接下来，通过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开煤矿、修铁路、通电报，搞银行、办招商，兴洋务，清帝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

清帝国的现代化转型，也直接影响了它的中枢——北京的首都功能。在清朝200多年的治理经营后，北京开始无法独立承担一个转型国家的首都角色。

首先是外交，无论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朝觐乾隆皇帝的英国使团，还是两次鸦片战争逼近京师的英法水师和陆军劲旅，天津都是他们登陆上岸最重要的一站。在没有飞机，国际旅行基本靠航海的年代，港口城市作为外交重镇，几乎是标准配置，而天津除了是新开埠通商的口岸，还距离北京只有不到120公里，靠近大清帝国的中央。为此，天津必须是京师的外交前哨，很多外交必然在此办理。

其次是工业。清朝兴办洋务的时间点，正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因此清朝的洋务运动和最后10年的“新政”，其实是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完成了机器革命和电力革命的两次“产业升级”，开煤矿、修铁路与架电报、通电话同时推进，并行不悖。清廷办洋务，实行的是“官督商办”，无论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依赖地方改革派督抚——如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和刘坤一等人的筹措。同时，遥居中枢的皇太后和恭亲王并不希望失去对地方督抚兴办洋务的掌控，迫切需要在京畿附近同时启动洋务改革，于是直隶省（今北京、天津、河北）的煤矿、铁路、电报和军工也发展起来，直隶的洋务，虽说也是地方办洋务的一部分，但因为毗邻京畿，实际更多处于朝廷的直接督导与监控下，也更直接服务于朝廷的经济、军事和外交需要。这相当于清廷把中央的经济和实业的改革发展，授权给了直隶省和直隶总督。

还有国家安全与防务。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天平天国叛乱，清廷的防务重心已从北部的防御蒙古和沙俄，转向了南部的“河防”与“海防”。抵御太平军的北上作乱，靠的是黄河的河防，保定是北京的堡垒。抗击英、法、日等列强的侵袭，靠的是渤海与黄海的海防，天津是门户。编练新式海军与陆军的清廷，一直在保定天津一线部署新式防御，发挥“北京军区”的实际作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列强不允许天津驻扎清军，清廷的北洋新军驻地迁至保定。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京津冀”铁三角互动的政治格局诞生了。因为战略重心的变化和国家转型，清初“北京—承德—盛京（沈阳）”三地互动的格局终结了。自1860年代起，团结蒙古王公而存在的承德避暑山庄已被清廷从战略上废弃，“龙兴之地”沈阳也退化为仅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陪都。晚清50年，真正的陪都是保定和天津。

晚清的“京津冀”联动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角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870年，天津开埠10周年，李鸿章接替他的老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还兼领了一个新设的职位——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和奉天（辽宁）三省通商和洋务，同时办理外交、海防、关税及官督商办企业。自此，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成了惯例。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直隶总督驻地在保定，属于地方官，是疆臣；北洋通商大臣驻地在天津，属于中央官，是廷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既是中央官，又是地方官，李鸿章先后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待了26年，还兼任上书房大学士，进入了清廷正国级国家领导人序列；继任者袁世凯在这个位置上待了6年，继而进军机处兼任外务部尚书，也当了正国级国家领导人，对晚清乃至民国初期时局影响甚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从保定移驻天津，冬天封河后再回到省城保定，还得频繁入京参与朝廷机要，一年四季在“北京—保定—天津”的铁三角上穿梭。至此，京津冀的三个中心，分工明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朝臣兼疆臣的身份，统一协调，配置资源。

天津事实上从总理衙门“接管”了朝廷的外交、通商和关税，保定则承担着练兵、治河，以及铁路、煤矿、邮政和电报等新兴实业的建设协调：1870年代，北方最早的电报线路，都是从保定出发，分别架设至天津和西安；1900年，国内第一条开通的电话线路，也是在保定；1898年官督商办的卢汉铁路，北段由驻扎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督办，保定是通车的第一站。以保定为核心的交通运输、开滦的煤矿、唐山的工矿和天津的商贸、海运与关税，加上整个清帝国的外交，“京津冀”的联动创造了晚清50年直隶的改革开放形象，以及经济与实业的繁荣。

这里又有几件事值得注意：

第一，晚清50年变局的一大特点是“枝强干弱”，地方督抚掌握练兵、实业和通商大权，中枢朝廷直接掌握的经济甚至军事资源有限。但晚清在“枝强干弱”的局面下延宕了50多年，并未出现汉唐末年的军阀和藩镇割据，这是因为地方疆臣之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事实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中枢廷臣，尽管直隶也像湖广、两江和两广一样，练自己的兵，开自己的矿，办自己的实业，但其实是在为朝廷练兵、开矿和办实业。晚清的洋务运动和新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朝廷有方案，地方出资源，其中最重要的直隶洋务、通商、外交与实业，是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监督着的，京津冀三地互动而进行的改革。

第二，从1860年代起直到1911年，清帝国的中枢朝廷，事实上已经从北京，扩张到了天津和保定。保定和天津都是首都的一部分，分解了不同的首都功能。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承担了贸易和外交的功能，保定承载了练兵、交通和实业的功能。一个首都，两个副首都，京津冀三地，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探索。

第三，清帝国的中枢权力扩张到津冀两地，加上李鸿章时期的洋务运动和袁世凯时期的新政，使得河北地区乃至周边的天津和山东一带，经济前所未有地发展。自公元12世纪以来形成的中国经济南强北弱局面，到了晚清时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协调和均衡。然而接下来的两件事打乱了中国经济南北均衡的进程。

先是清帝国朝廷与直隶的决裂，罢黜掌控北洋商权与军权的袁世凯。袁世凯成了清帝国的掘墓人，死后又造成了北洋阵营的分裂和内乱。再后来是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迁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经济、商业和政治资源全部重新集中到长江中下游沿岸，华北的经济发展再度落后下来。

下一个50年的雄安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是官方话语体系对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解释。

上个千年以来的“首都模式”要终结了。所谓首都，不能再是一座被经济欠发达地区包围的资源消耗型孤城，也不能再建立在一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的落后带上。而改变中国经济南北发展水准差异显著的“千年定局”，似乎也在这个“千年大计”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京津冀”三地的联动，“首都”这一概念的重新厘定，对首都与非首都功能重新界定，将北京——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商业交流和教育等功能逐渐剥离，保留其政治、文化和科技交流的核心功能——这一过程的开展与进行，也实际上暗合了150年前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最早期，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协同、分工与互动，延展首都外延的历史进程。

不可避免地，这也是对过去70年北京作为首都的一次重新审视。

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首都，北京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吸附和聚集全国资源的举国动员力被发挥到了极致。它既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又把曾经被分解到天津和河北沿线的实业和商业等功能，重新聚集在了北京。而在城市布局的规划上，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仍沿袭了帝王之都和朝贡体系下的城市规划思路：在北京的宫城、皇城、内城（二环）的环线之外，扩展到了三环、四环、五环乃至今天北京最外围的六环，一层圈套着一层圈，所有的资源都被包在了里面，越里层圈的人和资源越值钱，社会地位越高；这个城市里所有人、机构和资源的流动方向，都是一个圈一个圈地往里挤，从中央部委、大型央企到学区房，无一例外。

它造成了北京拥堵、资源膨胀和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而上个世纪50年代拆除北京城墙，令梁思成保留北京古城作为“首都”，在北京城墙上建城市花园，北京城南建新城发展工商业的设想，完全化为泡影。拆除古城墙，满城烟囱，在西部和北部京郊建立大型工业和石化类企业，加上1980-1990年代拆除旧城区老胡同的“改造”，给北京带来了“现代化”的点缀，也带来了进一步的堵塞、空气污染和生态恶化。但拆再多的城墙、建再多的烟囱和工厂，毁掉再多的胡同，也没能真正地赋予这座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它仍是一座以资源消耗为主、被一环一环的公路包得密不透风的旧式都城。

真正的首都，城墙从来不是它追求“现代化”的桎梏，反而是文化与生命力的体现。一个有城墙的中心文化城市，配套一个开放的，彼此之间边界模糊的，以实业、商业与公共服务业为重点的城镇群落，是首都应该有的样子。拆掉了物理的城墙，而城市思维上的城墙却牢固不破，这是最糟糕的。

而当一个新兴的城镇群落承载着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任务的时候，毋庸讳言，它本身就成了首都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雄安新区与历史地位相当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又大有不同。

深圳是一座平地拔起的城市，是中国在40年前重启现代化进程之后的第一次“开埠”，是冒险家的乐园。浦东是上海的新区，是25年前中国第一次“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试验田，是现代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应许之地。比起深圳，浦东新区少了一点“闯劲”，但多了一些科学规划和统筹运营。而雄安，从一开始就是另一个故事：

首先，雄安新区并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座城市的一个区。按眼下的规划，雄安新区将更可能是一个城镇群落。未来雄安的辐射面积可能高达2000平方公里，超过了北京六环以内的实际面积。作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索，它不需要成为毗邻北京的另一座“超级城市”，也不需要再聚集另一个2000万人口与北京争抢资源。它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类似旧金山市与硅谷（湾区）的关系，两者行政上独立，前者是城市，聚集美国北西海岸的金融、科技、文化和贸易资源；后者是一个个小城镇连接起来的一大片城镇群落，也是高科技、清洁能源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旧金山多高楼和历史建筑，湾区多低矮的房屋和功能性强的现代建筑，它们不是一回事，但又是一回事：“San Francisco and Bay Area（旧金山湾区）”是外来人甚至当地人，对这个地带的统一称谓。

其次，就像浦东比深圳更“保守”，更强调规划和运营一样，在可预见的将来，雄安新区恐怕比浦东和深圳更“保守”，更强调科学统筹和集中运营。在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当夜，全国各地的“炒房团”挤爆了雄安三县，房价从每平米4000元飙涨至20000元。有关部门很快叫停了雄安的“抢房潮”。在接下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高层也清晰地释放了“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的信号。这一连串的“严禁”与“严控”，意味着雄安新区的建设，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空间。雄安新区不是要平地一声惊雷，它与疏解首都的职能、京津冀的一盘棋、北方省市对全国优质资源的吸附能力，都密切相关。一句话，就像150年前的那场“改革”一样，雄安新区是在“中枢朝廷”的眼皮子底下，一场被高度管控的改革实践。

另外，就像深圳带起了珠江三角，浦东盘活了上海，进而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的发展一样，雄安新区的建设，是被寄托了带活华北平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的。这个预期如果可以实现的话，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千年之局就会发生改变，而北京也不再是经济荒漠带的孤城。不过，与深圳和浦东最大的不同是，决策者试图在雄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跟过去40年来的“粗放式建设”划清界限。可以想象的是，清洁能源、高科技、现代教育、环保科学、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有望更受雄安新区欢迎，而房地产、密集型制造、娱乐消费甚至理财金融等产业将被谨慎对待。《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已经说了，雄安不是冒险家的乐园。改革是要继续改，但改革就等于“开放搞活”这件事，恐怕要在雄安新区终结了。

迄今为止，雄安还只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这让我想起了卡尔维诺的同名小说。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 波罗来到富丽堂皇的元大都，在皇宫里向年迈的大汗忽必烈讲述他在元帝国所见到和游览的城市，以及他心目中的“完美的城市”是什么样。在与马可波罗的交谈中，忽必烈猛然意识到：马可波罗已经迷失这座他虚构的城市里了，这样的城市，根本不会以城市的形式被建造出来。

对雄安来说，打破1000年以来的中国式首都桎梏，重启150年前京津冀协同的实践，实现一次国家现代化的升级，拉近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准，都成了它的历史宿命。它给燕赵之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也可能在建构的过程中纠结和迷失。

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重新玩了一遍一款非常古老的游戏《恺撒III》，在拜达拉河畔重新建起了一座大马士革。

这是《恺撒III》通关模式里最难的一关：农地缺乏、水源稀缺，处于沙漠腹地，火灾频发，原住民反抗频仍，埃及人不时入侵。没有海陆贸易，所有陶土、铁矿、木材和大理石都得自己生产，供城市使用的同时，出口给其它罗马城市。

我玩了两遍，都失败了，随着城市的扩张，农业、工业、贸易、娱乐、健康、教育、祭神和税收都消耗了大量的成年劳动力，尽管人口已达到罗马皇帝的要求，但人口越多，劳工荒反而越厉害，缺少任何一种职业的劳动力，都给城市发展带来了系统性的风险。当大马士革建成的第30年，“大城市病”已经快把整个城市拖死了。

第三遍，我在大马士革地图的三个不同的水源和农地区域，独立建立了三个小镇，彼此之间隔得较远，只用一条公路串联它们。不同的城镇各自建立自己的粮仓，每个城镇只种植一种食物，除了武器之外，每个城镇各自发展自己的工业，其中一个稍大的城镇同时负责对外贸易。结果，用了不到20年，三个城镇都达到了繁荣标准，累积的人口数量不多不少，正好达标，失业率1%。

我就这么通关了。

题图来源：Brookings 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