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一时意气地写了篇东西《冯唐的那根金线，在李银河手里捏着呢》，批评了冯唐对泰戈尔《飞鸟集》的翻译技巧和冯唐本人的文学创作，也嘲笑了李银河对冯译版《飞鸟集》臻于国内最高水准的赞许。我发表的是我的个人观点，背后是我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文艺审美，这一切我都不想改变，也没法改变。

但今天早晨我才知道，冯唐译本的《飞鸟集》死了。

冯唐译本《飞鸟集》的出版机构——浙江文艺出版社以“鉴于译本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此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再做出后续的决定”。

下架，再召回。对一本书来说，这差不多就是死刑了。

我有些难过。是舆论杀死了《飞鸟集》的冯译版——我也参与了这场舆论的鼓噪，但我从来不希望也不曾想到：舆论的众声喧哗，会导致一本通过正常编辑和审核流程而出版的文学译作下架。我之所以参与这场争论，而且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观点，是因为我相信——纵使我们的表达被越来越严格地禁锢，但纯文学翻译和创作这件事本身，还是没有禁区的。

但这次，没有被权力意志和禁令杀死的《飞鸟集》冯译版，被舆论杀死了。

作为一个交友和读书都比较杂的人，我的白天属于互联网圈、投资界和数字消费界，晚上和周末偶尔属于思想文化界，更多的时候属于我自己。冯唐和冯译本的《飞鸟集》，在我的朋友当中物议鼎沸：有些资本界的朋友聪明地选择不说话，因为在商业上与冯唐交集颇多，that's OK。批评冯唐荷尔蒙味过重的多半是女性，还有一些文化商人也不太喜欢他的东西。但我那些在互联网圈做投资、创业做公司，同时还喜欢读书的朋友和同事，大部分都还挺喜欢冯唐的——人生榜样和赢家嘛。他们从来都不屑看和听我对冯唐的“胡说八道”。我也经常开玩笑嘲笑这些朋友和同事直男癌晚期，但他们一个个都挺鲜活可爱的啊。想因为冯唐和冯唐怎么翻译《飞鸟集》，就让我们心生嫌隙？别逗了。朱立伦和蔡英文，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干不成的事，冯唐也不能啊。

可就是这部谤满天下、也誉满天下的冯译本《飞鸟集》，因为“极大争议”被下架了。这背后的自我审查是如何运作的，我不得而知。我只是认为：这本译作当时能审查通过出版，理应说明它在法律合规和专业审核上，没什么问题。那么图书付梓出版、Kindle上架，剩下的就麻烦交给市场，交给读者，交给舆论，交给库存、印数和下载量。

用冯唐今天的回应说：用作品说话，用时间说话。

多说一句，如果一家专业的文学和文化类图书出版机构无法承受译作风格带来的争议，那么它就很难做很多事。因为译作风格和不同译本带来的争议，通常最持久。响应长者“还是要读一点莎士比亚”的号召，我很早就读过《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莎翁全集的中译版分为朱生豪的译本和梁实秋的译本，而朱译与梁译孰优孰劣，迄今没有定论。

在我心目中，梁译优于朱译，因其更练达轻巧；而朱译过于雄浑，且自作主张地删节了莎翁很多有关性和情欲的隐晦表达，但那也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要知道，因为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加上后来被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点名批判，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被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以引进台湾版权的方式带到中国大陆。当年引进梁译本也是面临空前压力的：一来朱译本在政治上更“正确”；二来作为反面文艺典型的梁实秋仍健在，居于台北，且两岸交流当时尚未解禁；三来梁译本对莎翁原著中那些情欲和性的表达照章全收，而那会儿文艺界“清除精神污染”刚告一段落，左右互搏仍激烈莫名。

现在来看，我们真的要感谢30年前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勇气了。同样面对新的译著出版，它比今天的浙江文艺出版社有种多了。

在文学和文艺这事上，有理论，有立场，有审美，但最不该有的就是“民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唐译本的《飞鸟集》不该被下架，而它今日被舆论推搡着下架了，让我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快意。

最后给一段莎翁的《理查二世》节选，以及朱生豪和梁实秋的翻译，各位体会一下：

The setting sun, and music at the close,

At the last taste of sweets, is sweetest last,

Writ in remembrance more than things long past;

朱生豪译：

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

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最温馨的回忆一样，

一个人的结局也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

梁实秋译：

夕阳，和一曲乐章最后的尾声，

像筵席最后的甜食，意味最悠远，

比任何往事更能铭刻在心里边。

题图来源：Karl Cas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