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贵圈（ID：entguiquan）

作者：叶弥衫丨编辑：三替

虽然片方把《流浪地球》的上映界定为“中国科幻电影的一小步”，但看过点映的观众更愿意奉上“中国首部高成本硬科幻电影”、“开创中国科幻元年”之类的溢美之词。用豆瓣网友、刘慈欣粉丝“忧郁的奥涅金”的话说，那所谓的一小步，“是在劈叉”。

国产科幻片实现从0到1的难度系数，不比剧情里拯救地球更容易。点火发生在一瞬间，过程却千难万险。即便踌躇满志地制定了计划、编写了程序、分配了人员，执行时也总有意外发生：不是硬件失修就是核心卡住，或是点火的撞针没有出现在准确的位置。

从筹备到上映的4年里，《流浪地球》遭遇了无数类似的困境。主创们设想过经验不足会带来困难，却没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困难：两个小时的剧本量拍出4小时初剪素材，导演对置景道具的需求很难在现有工业水准和预算下实现，过重的服装和超长的工作时间让演员体力透支……不可预见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拍摄期间有关部门大力推进环保整治，使得道具置景的制作速度降到计划的一半。以《流浪地球》制片人、编剧龚格尔的说法——“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一点眷顾”。

“我是一个凡事喜欢想到最坏（可能性）的人，因为结果如果好一点，实际感受会舒服一点。但这部电影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想得有多难就一定有多难的第一个例子。”龚格尔对《贵圈》感慨。

为什么科幻电影难以在中国土壤生长？一定意义上，科幻片尤其是硬科幻，代表着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不仅需要经得起严格科学推演的好故事，更需要工业化水平到一定程度，才能呈现出与“科技感”不违和的质感。

“我们的预算并不充分，这导致任何从好莱坞学来的经验都没有用，他们的经验是建立在充足经费的基础上。”龚格尔介绍。按照好莱坞的成本计算，一个7-15秒的高难度镜头，报价在12万-28万美元之间，“太贵了，完全不用考虑”。

在电影工业里，科幻电影一直以价格高昂著称，好莱坞近年来每部科幻片成本基本都在1亿美元以上，《星际穿越》的制作成本1.65亿美元，平均到片子里，观众目之所及的每一分钟，合97.6万美元。曾有好莱坞的视效总监为《流浪地球》提供方案建议，但未被片方采纳——因为对方制定的方案，并不适应国内的环境，也无法满足影片的质量需求。

龚格尔并未透露影片的具体成本，但他否认了外界“中影5000万美元”加上“北京文化1亿”的猜测，“我们的成本绝对没有那么高，在春节档里属于成本适中的影片。”

在美国人眼里，这种“成本适中”的拍摄方式，应该基本采用绿幕，减少实景拍摄，依靠后期制作完成，“因为他们判断我们的预算是无法实现实景效果的，这样可以方便后期的工作。”但郭帆拒绝了，他看重实景拍摄所能带来的质感，类似于，手指拂拭过显示屏，擦去灰尘留下指纹的细节，都能给影片带来独特的气质。

《流浪地球》最终置景展开面积10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量近景，包括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龚格尔介绍，在美术设计当中，置景尽量采用重复形结构，以便材料反复利用。“比如地下城里所有的通道都是用类似结构搭建，支撑框架完全一样，既是视觉上的统一，也可以拆下来装在另一场戏中。”这样的“精打细算”，将地下城搭景费用控制在200万元内。

光是道具，他们就做了1万件。科幻片的道具材质需要具有未来感、科技感，不是市场上能随意买到的，也不是美术团队常规材质就能满足，而是需要通过三维建模，再用大量车床CNC加工或3D打印而成，成本远高于其他影片。

片中关键道具运载车也是真实制作。央美交通工具设计系老师根据模型设计了车体，在剧组预算有限的情况下，车身框架仍然采用“除了贵没缺点”的飞机、动车所用的航空铝合金，车身则采用新型复合材料，既能控制重量，又能在颠簸时保持稳定。车体之下，是镜头里不会出现的六轴电动平台，由国内连凯带领的希娜魔夫团队设计并定制编程接口软硬件，其中液压轴承德国进口，电缸国内加工，最后在青岛进行组装调试。

整个电影唯一的好莱坞供应链，是制作服装的维塔工作室。由于国内没有此类主演身着的外骨骼及防护服道具的制作先例，救援小队的外骨骼及防护服，交给经验丰富的维塔工作室进行人体工程设计和制造。而后，出于成本考虑，剧组获得授权，复制和改装了数十套轻版外骨骼，由国内团队完成——这也加快了国内团队的工业化进度，到2018年拍摄空间站戏份时，吴京的宇航服就由国内的MDI公司设计制作。

“宇航服分了1100多个零件，软质500多，硬质500多。外部的硬质部分对于工业设计来说是一个高阶曲面，和汽车一样，大致在七阶左右。头盔内的构造和零件分层非常多，达到14层，手工模型的工艺根本无法满足这么高的精度，必须用工业的工艺。”负责制作宇航服的MDI工作室介绍。

“仅仅拿服装面料来说，质感需要粗糙但不能太粗糙，灯打上去有小颗粒，但颗粒要求不能太大。编织物的密度要远景可见，近景也不能太粗，编织方式不能产生摄影机的摩尔纹。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身红黑搭配的衣服，其实是有十几种不同的面料拼接，这样观众的视觉感受不会很单一。而且需要保证坚固耐用可大量购买、批次间水准保持一致……做一身衣服其实感觉像生产一辆小轿车。”龚格尔回忆，“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我们的价格大概是他们的1/10。”

这个成本，是建立在“所有参与的个体和集体都处于亏损状态”的基础上。在剧组里，没有人以赚钱为目的：演员不收钱，吴京还带资进组，每个参与部门都赚不着钱——这样惨淡的描述，已经是龚格尔眼里“我能说得出的委婉形容了”。

相比好莱坞，这是一种极为中国特色的方式：在有限预算下，通过群策群力，甚至需要牺牲个体利益，最终实现超极限的拍摄质量。

几乎无人奔着现实的利好而来：本土科幻片市场未卜、口碑难料，此前的案例也从未透露乐观信息；影片的投资几乎都花在制作上，演员片酬降了又降，每个部门几乎都在亏钱工作，导演与制片人从筹备时就在垫资。同时，每个人必须承担超负荷的工作量。龚格尔回忆，在拍摄的125天里，每天休息时间最多6小时，总共放了2天假，“还不是全组休息，这很不健康，但是没有办法”。

推动力甚至不仅来自剧组内部。电影《三体》的制片主任在《流浪地球》开机前，已把相关经验向龚格尔互通有无；同期在青岛拍摄的《疯狂的外星人》剧组把置景借给《流浪地球》使用；《拓星者》导演张小北也有建言，就连《流浪地球》的预告片也由他的工作室剪辑；而包括张小北在内，宁浩、路阳、饶晓志等7位导演都在片中客串出演。

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动这来之不易的一步——唯此，才有第二步的可能。原本对改编不甚热情的小说作者刘慈欣担任电影的项目监制，一定意义上是为电影背书和宣传；刘欢受邀为电影创作片尾曲《带着地球去流浪》，并直接带去了《歌手》舞台演唱；陈坤、徐峥等自发在微博宣传——虽然后者本属于“春节档竞品”，但很显然，相比暂时的票房pk，能否帮助整个行业成长进步，才是更重要的指归。

正如电影里展示的那样，相比永远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工智能，非理性的人类总是做出不智的选择：在飞船逃生与全球搬迁之间选择难得多的后者，在自我保全与拯救他人之间选择牺牲自己，在被判定可能性为0%的计划面前，用众志成城的肉身换来100%的实现。

在《流浪地球》里，要拯救地球仅凭CN171-11小分队的人手无法达成，多亏世界各国的志愿者驰援前来，集结了所有人的力量，一起去推动关键装置，终于成功。这是剧情里计划成功的关键一步，也像是现实里，《流浪地球》从一个想法一种可能，在7000多人的努力下，推进成为如今这部电影的隐喻。在亲历电影诞生全程的龚格尔眼里，“这一步是整个电影行业对我们的支持，绝不仅靠我们个人努力就达到这个位置。”

“所有人都倾尽全力，让我感到骄傲。是这件事情本身产生的魅力，慢慢凝聚了这些人。”在《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里，导演郭帆如是说。在上一部电影《同桌的你》票房成功后，他推掉所有找来的项目，把4年时间投入《流浪地球》中。剪辑张嘉辉说，“我在内地看到这么可怕的导演，只有他一个人”。

郭帆生于1980年，是看着《霹雳贝贝》、读着《科幻世界》长大的那代人。作为刘慈欣铁粉，他读过大刘的所有作品，而对《2001太空漫游》《黑客帝国》的痴迷，让他从法学系学生转型成为导演。2007年，他开始为自己的科幻电影做准备，“买了一大堆讲宇宙的量子物理的专业书，结果我一个文科生根本看不懂，然后默默地再买一堆儿童读物从入门开始学起。”

郭帆对数字“没有概念”，他记不得电影的开机日期，背不出自己之外的电话号码，但唯独对11这个数字充满执念：车牌尾号是11，房子买在11层11室，还给孩子起名叫“一一”——在《流浪地球》里，这个名字被用在一个恃才傲物的年轻科学家身上。

另一个让他敏感的数字是7。在派拉蒙的科幻片《降临》里，令郭帆共鸣最大的一个细节，在于“外星人有七条腿，很少有生物有这样的设置。”在他的电影里，发动机的支撑腿是7条，太空站的喷射口有7个，救援小队CN171-11的名字来源，就是他把最感兴趣的两个数字，揉合在一起。

“我觉得11可能是这个世界构成的最基本的维度数，包括7也是，这两个数字里可能包含了特别玄妙的东西。”郭帆对《贵圈》解释。

在《流浪地球》之前，郭帆执导过两部电影。2011年《李献计历险记》可以视为他对科幻片的试水之作，但结果并不理想：20分钟的原作动画在豆瓣被誉为2009神作，但改编电影只拿到及格分。那时候他就意识到，创作者自我陶醉式的表达，对观众很可能是无效甚至反感的。到2014年的《同桌的你》，他直接感受到遵循“表现人和情感”的红线带来利好：这部中小成本的青春爱情片除了收获4.56亿票房外，还获得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广州大学生电影节的多个奖项。

《流浪地球》的顺利立项，可以说是因为剧本改编的成功。2016年4月，立项汇报剧本时，郭帆和龚格尔的演绎就已经使中影的领导们感动得当场洒泪。

这符合编剧组的预判。两万字的小说里，剧本择取其中两个段落几百字展开：地球2500年的“流浪时间”里，只选了路过木星那三天。考虑到刘慈欣小说题材宏大、视野超然虽然是其独特魅力，但改编为电影，这种视角并不利于观众的情感投入。“郭帆导演说过，电影观众最终要看的银幕上的人其实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聚焦于某一段连续的时间、连续的事情，才能使观众有投入感。”龚格尔对《贵圈》解释。

讲到结尾父子告别时，龚格尔自己都哽咽了，“念不下去，直接就哭了。”配合着现场气氛，他打开手机放了一段音乐，“类似现在片子的结尾音乐的感觉，特别有朝气，给了片子一个积极向上的结尾。”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通知：“准备开始吧。”

彼时科幻电影的生存环境早已不是两年前。2014年是刘慈欣作品版权出让大年，游族影业获得《三体》改编权，两个月后就召开发布会，公布导演、卡司和拍摄计划；中影宣布将为《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 分别投资6000万、5000万及4000万美元改编电影；宁浩准备改编《乡村教师》剧本，而张小北重新拿到了《球状闪电》的版权。

但两年间，《三体》制片人离职、后期团队被换，原本备受期待、准备抢跑2016年暑期档的电影，上映日期被无限期推迟。张小北在2008年已经进行过《球状闪电》的电影化尝试，但由于太超前，直至版权到期也没有实现。几年后虽然正式立项，但2016年9月张小北就开始投入《拓星者》项目，不再提及《球状闪电》。中影方面在与郭帆接洽前，曾想邀请卡梅隆或阿方索执导《流浪地球》，自然并未成功。刚刚还让人觉得马上要遍地开花的中国科幻类型片，实际还来不及冒芽，就已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

但郭帆极为坚持。早在剧本启动时，郭帆与龚格尔已经个人先期垫资，推进项目进展。2016年3月启动概念设计，最终完成3000张设计图；6月，美术团队介入，根据剧本进行具体场景、道具、服装等设计。但问题在于，以这个剧本的体量，投资将远超中影的项目预算。全片视效镜头超90%，场景跨度巨大，涉及地下城、冰原、行星发动机控制室、宇宙空间站四大场景，所有场景均需大量现场置景。而在新的形势下，项目预算与影片内容出现了差距——在国产科幻前途未明的环境下，《流浪地球》无疑属于高风险项目。

对项目的起到进一步助推作用的是北京文化，这家出品《战狼》《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的公司，在龚格尔看来“眼光特别毒，敏锐度极高”。他们在《流浪地球》出现体量与预算的矛盾时出手，“与中影携手，推动项目的启动”。

在龚格尔看来，团队仿佛一个创业公司，导演身体力行，充满感召力，“他的愿景吸引了一批同好者加入”，合作方愿意为他延迟收费，“都没有挣到钱”。2016年底，《流浪地球》的剧组的第一笔投资到账，此时郭帆、龚格尔已经自行垫资近一年，龚格尔算起来，“导演垫了100多万，我垫了几十万。”

没有人知道在中国应该怎么顺利拍出一部科幻片。

导演郭帆不知道，哪怕他参加过广电总局赴美导演培训班，也多次去好莱坞考察学习。他知道好莱坞可以怎么拍出一部科幻片，比如像他在前期工作中所做的那样：3000张概念设计图，世界观设定包括前后一百年，剧本总共写了数十稿加起来上百万字，置景之前先制作VR模型，开机前完成了160分钟的动态故事板，以便演员每一场戏前都可以此准确了解导演的需求。

但电影拍摄还是无法完全按照计划执行。依照导演构想，无论是空间站或运载车的操作界面，或者防护服上显示基本信息的液晶屏幕，所有UI（人机操作界面）都应该是实景。作为在中国电影史上并无前例的探索，剧组一开始并不知道应该给UI部门分配多少人力，建组时，仅仅安排副导演柯珂同时负责UI和物理特效。直到柯珂开始自学UI基础知识后，才要求把物理特效分给其他人负责——仅仅UI的工作量就已经够饱和了。

深入研究之后，柯珂发现仅靠一个分管副导演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量，在与导演和制片人沟通后，这才加了一个UI部门出来，几个人边学边做，跌跌撞撞建立一套制作流程和构架。

制片人龚格尔也不知道。好莱坞制片人的工作方式就是出方案、找导演、签合同，但“在我们这，每天拍摄20多个小时，演员快累死了，连拉威亚的动作组都快蹬不动了。道具不符合导演要求，场景跟预期搭建不一样，导致拍摄机位很痛苦，灯光也不知道怎么下。”

甚至，作为好莱坞一份子的维塔工作室也吃尽苦头。维塔工作室与《流浪地球》的合作不可谓不尽心：制作之前先3D打印了一套模型，反复模拟确保活动自如。制作时演员尚未确定，维塔增加了可调节结构，能够适应不同身材的演员穿着。

演员一开始都为能体验造价几十万的高科技服装而兴奋，但当他们花上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把自己装进连体服后，立刻陷入绝望：外骨骼重达八十斤，且主要分量都在肩上，以吴京的描述，“像吊在铁钩子上的半扇猪肉一样，根本动不了。”

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于：“维塔的服装的设计是根据他们以前的经验，没有想到中国的拍摄条件那么艰苦。”如果在好莱坞，演员身着这类服装通常不需要做太多动作，不是后期合成，就是威亚操控。但在《流浪地球》里，演员需要亲力亲为，“轻松地走路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你一动或者一跪，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演员赵今麦回忆。

这个矛盾看起来无法以“工业化”的方式解决：以制作成本考虑，这已经是当前能做到的服装重量极限，再轻的可能需要真正的航天技术材料。“价格应该要上百倍，我相信任何一个电影都不会这么干。”龚格尔说。按照拍摄计划，演员的工作时间也不可能再缩减。李光洁就曾对龚格尔开玩笑：“下次要拍科幻电影就别找我了。找我也行，签合同以前服装必须先确认。”

幸亏制片主任李宝泉发明了一种减轻负重的土法：在演员候场时，用龙门架挂起沉重的服装，“演员们就像一排烤鸭，挂在龙门架上休息”。此法实行一个多月后，剧照师发现了上世纪70年代《异形》拍摄时的现场工作照，同样也是将穿着沉重服装的演员“悬挂”在高架上——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人类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有“工业化”、“制度化”下的不合理或不可能，《流浪地球》都实现了。

一切都是因为人。

开拍前15天，摄制组发现几个场景的制作标准无法满足拍摄需求，需要推倒重置。美术组的工作每天都掐着表进行。有一天大夜收工是早上8点，12个小时内，美术团队必须把面前的这片刚刚撤完的空地，搭建成刘启从高架跳到点火核心的关键场景，同时布置好威亚和灯光。

制片组开始协同美术组、物理特效组、动作组赶工。10点找到青岛当地的搭建公司，12点给图纸，等这家公司完成准备材料、研究设计、改善承重、安全评估等环节签合同开始搭建时，已经是下午5点。同时，刚从北京运到的点火核心还没开始组装——由于结构过于复杂，最后也只来得及搭完面向镜头的半个。

距离开机不到1小时，高台、高架架立完成，但半个核心由于重心偏移，吊车无法吊装，制片主任李宝泉冲上去用自己的体重配平。“上面有5吨重的大钢板，正在试验保护演员的限位器，头顶还有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龚格尔回忆，“这就是剧组平凡的一天。”

“庆幸的是大家特别能吃苦，都愿意为了这个片子付出，符合影片的主要宗旨——大家一起付出，慢慢把它做好。”美术指导郜昂总结。最吃苦的或许是吴孟达，60多岁的老爷子第一天收工后，回宾馆就哭了：“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来受这种罪。”

韩子昂的角色剧组一开始就希望吴孟达能出演。但吴孟达对《流浪地球》的格局很是疑惑，身边朋友看了断言：“应该是网剧啦，写这么夸张，内地拍不出来的啦，就是五毛特效随便啦。”直到和郭帆见面，他才知道这回是玩真的。“作为一个演员，他会有兴奋感，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终于碰到的真正用心的剧组。”龚格尔解释。也因此，吴孟达坚持不用替身，为的是哪怕专业观众一帧一帧拉片，也经得起检验。

吴京的加入原本也被看成不可能的事情。201６年10月，在北京文化的牵头下，郭帆曾希望邀约吴京出演宇航员刘培强，但当时并没有深聊。而后《战狼2》的票房纪录下，剧组已经放弃对吴京的念想。

但刘培强的角色一直空缺。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要求“要有很高知名度，并且愿意以自己的知名度带动项目；戏份不是绝对男一，还要愿意为青年演员开路；同时还能不收钱的男演员，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啊！”龚格尔苦笑道。

2018年吴京养伤后看了剧本，找郭帆喝了顿酒：“这事儿我给你接了吧。”开拍后，考虑到剧组情况，吴京不仅没有收取片酬，而且为电影投资几千万。

为什么在这个离工业化尚远的剧组，所有人都这么能扛？相比好莱坞，《流浪地球》显然是个“土味剧组”，很多问题，是靠自创“土法”解决的。郭帆给出的经验是“先别迷信工业化”。“工业化在美国逻辑下非常顺畅，因为他们本身是契约社会，但在中国用不了，我们是人情社会，跟他们的文化认知完全不一样。”属于人情的方式，不是来自制度规约，而是情感激励或榜样感召。类似郭帆所说的，“最美好的就是整个团队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