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68 米，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巡航高度；3000 吨，这是长征九号火箭的最大起飞推力；3 亿公里，这是嫦娥二号探测卫星探测宇宙的最大深度；4100 光年，这是“中国天眼” FAST 望远镜捕捉到的脉冲星和我们的距离……

而新中国空天事业发展的时间，只有 63 年。

起步晚、缺乏人才、缺乏资源、没有外援……中国航空航天本来有太多停滞不前的理由。但为了持续千年的对深空的向往，为了空天强国的梦想，那些仰望星空的人没有停止追求和守望。

他们知道，自古华山一条路：搞航天，就只有自力更生。

启程：漂洋过海的钱学森

1955年10月28日，已经被聘任为麻省理工教授、并领导美国太空火箭研究的钱学森，经过近五年漫长的审核，终于突破重重艰难险阻回归祖国，抵达北京。

而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明星学者的光环、放弃自己在美国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奔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是一封来自曹日昌（中共党员、香港大学教授）的信。

在信中，当时在香港做秘密联络工作的曹日昌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知会钱学森：

“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

这几行字虽短，但对于钱学森来说却无异于万钧雷霆：祖国已经做好准备，接下来的时间一刻也不能耽搁。

新中国成立伊始，最需要发展的就是国防力量，而被美国海军部副部长 Dan A. Kimball 评价为“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走，他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钱学森，来得正是时候。

抵达北京后，钱学森立刻开始探访北京和东北三省的研究机构和工厂，对“航空工业”进行综合评估，判断我国能否以现有基础能否研制出导弹。他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高校，也探访了钢铁厂、煤矿、水电站、炼油厂等工厂。

一番摸底之后，钱学森才发现自己面对的境况有多么艰难。之后，他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中总结当时中国的工业和人才储备条件道：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作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 2 万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外国进口。”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 180 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过领导工作的只 30 人左右。航空人才只是力学人才中的一部分，人就更少了。”

在当时，别说自己制造导弹，不少国内专家就连导弹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所以在 1957 年，当专家们终于看到前苏联提供的一枚教学导弹时，都感到惊讶：“原来导弹就是这个样？”“这东西像根大竹笋。”

几乎没有研究基础，材料依赖进口，人才储备不到百人……这是钱学森看到的我国航空工业基础，然而钱学森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1955年11月25日，钱学森已经在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时任院长陈赓问他：“中国能不能发展导弹？”钱学森回答：“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

钱学森斩钉截铁的回答背后是不可动摇的决心：哪怕条件再艰苦，从零开始做也要把国防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钱学森《意见书》的指导下，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代号 0038 部队，由钱学森担任院长。之后，第五研究院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中国国家航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事业就这样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酒泉：从荒漠戈壁到探空的起点

第五研究院成立后，即开始后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

这个靶场的选址非常重要。我国载人火箭一般向东偏南方向发射，考虑到火箭发射和着陆的地点会产生差异，靶场东南方最好没有人口稠密区。此外，靶场所处地段最好日照长，多晴天，为航天发射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

这些苛刻的要求决定了，最适宜火箭发射的靶场，一定是不适宜人居的荒漠。

1958 年，一列闷罐火车悄悄地行驶在中国西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就连车上的专家都不知道这列车究竟要把自己带到哪里。他们只知道，列车的目的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任务是在荒凉沉寂的戈壁滩里修铁路、建机场。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这个目的地实在太荒凉，甚至都没有著名地标可以借用为名，只能以最近的城市——西南 300 余公里外的酒泉作为名字。

当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刘庆贵只有 22 岁，刚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测量系毕业，就成了闷罐车上的一员。

在车上颠了两天后，刘庆贵来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只看到茫茫无尽的沙丘。“我们单位就是导弹试验基地。别的就别再问了。咱们单位的任务性质、在什么地方、自然条件等，这些都不能说。”保卫部的干事告诉刘庆贵和其他新学员。

因为严格的保密需求，酒泉的先驱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更难和外界交流。“只能给直系亲属写信，同学亲戚和老师通通不允许。”刘庆贵说，“2年才一次探亲假，而且这地方荒无人烟，也没有汽车，只有专列，上专列也得有通行证才行。”

有家难回，任务繁重，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年中有 300 天是适合进行发射实验的大晴天，但这也导致酒泉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战士们只能挖沙枣、喝碱水、睡帐篷。“这里空气的含氧量只有 18%。睡觉的时候都是似睡非睡的感觉。冬天也没有新鲜蔬菜，都是吃干菜。”刘庆贵回忆到。

在这片一无所有的土地上，刘庆贵和更多因保密而不能留下姓名的中国航天先驱们，一呆就是四五十年。

在这四五十和年间，最能形容他们生活状态的一句话就是“心事浩芒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64 年，尽管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罗布泊成功引爆，然而西方舆论却开始嘲讽中国缺乏运载核武器的工具，“有弹无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甚至预言，五年内中国都不可能造出原子弹载具。

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冷战局势，面对美国和苏联的核恐吓，1966 年，中央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10月27日，导弹与原子弹终于完成加注与连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那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新疆、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高度戒备。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在接到战备演习的通知后疏散隐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试验部队官兵人人戴上防化面罩，登上了准备离开基地的专列。

所有人员全部撤离酒泉，只剩下七位负责最后操作的指挥员和操作手还留在距离发射位仅有 170 米地堡里。

一旦“两弹结合试验”出现偏差，这七位负责执行发射任务的战士将会瞬间汽化，牺牲在这个仅有几平方米大的地下控制室内。

刘庆贵说：“他们当时都写了保证书，其实就是遗书……越想着危险越影响你指挥操作，到了操作时，心态还是非常平和的。航天员上天也是一样。”

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七勇士之一刘启泉的二等功证书上的“主要事迹”栏，是一片空白。

当天9时，载着核弹头的导弹起飞。

幸运的是，9分钟后，经 894 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 569 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 1.2 万吨 TNT 当量。

从这一刻起，中国正式摆脱了来自美苏的核威慑，终于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随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了更多的火箭发射任务。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从酒泉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重 173 公斤，用 20.009 的频律播送“东方红”乐曲；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2016年9月15日22时04分09秒，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

自两弹结合实成功以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累计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以及风暴、快舟等多型号火箭共计 120 多次，将 170 余颗卫星、11 艘“神舟”系列飞船、2 个天宫目标飞行器和 11 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航空：从北京一号到国产大飞机 C919

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力量是另一个薄弱环节。

空军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而直至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前，新中国空军还仍在筹建中。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无法自主设计生产飞机，主要空中力量依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机。

当时，中国手中只有从侵华日军处缴获、以及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美、英、日三国造的 159 架破旧飞机。数量少，机型杂，其中处于良好状态的只有 P-51 战斗机 22 架、C-46 运输机 8 架、C-5 通信机 5 架、日制 99 式高级轰炸机 23 架。

飞机仰赖缴获和赠与是一方面，资源的缺乏是另一方面。

当时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代替；缺少机轮、螺旋桨，几架飞机换着用；没有充气设备，就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为了节省燃料，飞机起飞时士兵们甚至用马拉着飞机走向跑道。

有些七拼八凑的飞机内部连计时的钟表都没有，飞行员只能带着大钟进机舱，机舱里的座垫在被缴获时遗失了，飞行员就找个草垫垫在屁股底下。

而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全部空中力量了。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本着“海陆空缺一不可”的信念，军委航空局（也即新中国空军的过渡组织）还是临时组织了 17 架飞机编程飞行中队，参加了开国大典。

9架P-51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机，3架C-46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和2架PT-19初级教练机，这就是新中国我军的第一支飞行队。

1949年10月1日，17架种类各异、经过改装、镶有金黄色红星的飞机参与了阅兵式。因为受阅飞机数量不够，编队不得不飞完一圈绕回来再飞一次，以壮士气。

条件越是艰难，对空中力量的需求就越是迫切：拥有制空权，拥有强大空军，是国家的保障。而无法自主制造飞机，却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的切肤之痛。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对航空工业建设提出意见：“我们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航空工业发展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在设计修理时，就要考虑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

在先修理后制造，先模仿后设计的思想指导下，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随后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成立，中国开始有计划地部署飞机制造工作。

1954年7月3日，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 5 在江西南昌飞机厂试飞成功；

1956年7月19日，新中国试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 5 首飞成功，歼 5 所用的涡喷 5 发动机， 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1957年12月10日，中国第一架多用途运输机运 5 首飞成功；

1958年9月24日，由北航师生自主研制的新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试飞成功……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试飞背后，是中央拿出价值 60 亿斤小米的资金为航空工业打开局面的魄力，而 1949 年，国家全年财政收入只折合小米 303 亿斤（数据来源：六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试飞背后，也是参与飞机设计和研发的科研人员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

斗转星移，2019年，掠过天安门城楼的空军阵容已经成为了集歼-20、歼-11B、歼-15、运 8、武直-10 等明星机型于一身的综合编队，代表着国产自研大飞机综合实力的 C919 也已腾空而起。

中国人的飞机梦穿越了近半个世纪，终于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实现。

深入宇宙：仰望星空的中国天眼

2006 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其中，“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甚至排在增强国防实力和开发利用空天资源之前，这意味着我们探索深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地面的范畴。

2016年9月25日，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洼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正式开光投入使用，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而这台耗费 6 年落成、投资 7 亿的巨型望远镜的终极目标是，寻找宇宙规律。

经过近三年的紧张调试，FAST 渐入佳境。截至目前，FAST 已发现 132 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 93 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短短两年内的发现超过同期欧美多个科研团队发现数量总和，将帮助科学家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朱文白说。

从古到今，星空都吸引着无数中国人持久地凝神思索。无论是“天涯共此时”的深情，嫦娥奔月的浪漫神话，还是昭示天象的三垣二十八宿，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联结从未中断。

而如今，我们仍在仰望星空，只是那些熟悉浪漫的名词都有了新的寓意——绕月探测卫星嫦娥真的奔向了 38 万公里外的月亮，月球车玉兔在月亮上左顾右盼，空间站天宫里真的有仙人活动，而北斗则成了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代替那永恒的七颗星为旅人指点方向。

虽然航空航天前辈们当年看着星空时，心中存着怎样的感情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他们一定乐于看到，当年艰难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燎原。

参考资料：

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2016，《六十年前，钱学森如何建言中央研制导弹》

国际先驱导报，《老酒泉人戈壁故事见证发射中心50年变迁》

刘庆贵，《巡天记》

新华社，2016，《亲历者讲述东方红一号发射往事》

《启航—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研制纪实》

（本文为PingWest品玩“科技创新70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