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让人刻骨铭心的新冠疫情注定会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灵感来源。就在以此为背景、主题的影视作品纷纷传出立项筹拍的消息时，一部讲述疫情期间身处武汉的医护群体抗疫故事的5集纪录片《中国医生》战疫版已悄然上线。

2月初萌生拍摄想法，5月中旬正式上线，这是《中国医生》战疫版的速度。

根据豆瓣简介，《中国医生》战疫版横跨了从疫情爆发到4月底各地医疗队撤离的整个过程，实地跟踪拍摄了武汉4家医院，8个医疗队，30多名医护，20余名病人，共有8个摄制组，包含60天的不间断记录。和片名给人感觉不很相符的是，这部纪录片并不是想象中的宏大叙事，没有令人尴尬的刻奇，而是把镜头摇向了医生、护士和病人等大环境下的个体，用冷静、细腻甚至略带风格化的影像语言呈现了每一个人微观却又不平凡的故事。

其实《中国医生》战疫版脱胎于今年1月底在爱奇艺热播的9集纪录片《中国医生》，后者的拍摄对象是全国6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范围更广。两部纪录片都由爱奇艺、乐正传媒和健康报联合出品，同一个主创团队，有着相似的气质和风格，主题上则相互传承。

“我们在《中国医生》播出期间跟这些医院也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两部纪录片的总导演、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建珍告诉PingWest品玩，她指的医院正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在此次疫情中给武汉带来大力驰援的医院。对疫情的关切加上曾经的合作基础，成为促成《中国医生》战疫版拍摄的重要因素。

背景和题材的特殊性，让《中国医生》战疫版的拍摄过程和其他许多纪录片相比增添了更多困难和危险性，也让人愈发好奇它的创作和思考过程。最近，PingWest品玩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聊了聊她的创作理念、语言风格和一些幕后故事。

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医生》战疫版刚刚播出的第4集《奇迹》把镜头对准了一位名叫安晶娜的新冠肺炎危重病人。她只有35岁，因为照顾母亲而被感染，她的母亲已于正月初六因感染新冠肺炎在家中去世。3月2日凌晨3点，她被转运至华西医院医疗队驻扎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送来时已经呼吸困难，多个器官出现衰竭，生命垂危。

镜头从华西医疗队重症小组讨论决定给安晶娜启动ECMO（体外膜肺氧合，可通俗理解为体外人工肺，可暂时替代患者的心肺功能，是目前体外生命支持的最强手段）手术治疗起开始介入，经历过中间病情的反复，一直拍到病人顺利康复出院。

如果按照一种惯常的思路来拍摄剪辑，整集内容一定会包含大量的紧急场面以及专家、医生的解读，来展现疫情的惊心动魄与人生命力的顽强，然而《中国医生》战疫版成所呈现的，却是有些平实的画面，充满了生活细节，甚至是当中许多打趣的片段。比起前者，这种呈现反倒更接近真实触感。

因为病人名叫安晶娜，重症小组的医护人员便亲切的称呼她为Angela，并开玩笑说开玩笑说，“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把Angela治成Angelababy。”等到她基本恢复，十多天来第一次乘坐轮椅在医院的室外走动时，阳光下她拉开口罩闭着眼睛呼吸了几秒空气，说了一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感觉空气确实是甜的，一种自由的味道。”

安晶娜的故事也是整部片中最令总导演张建珍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尽管不甚喜欢单线叙事，导演还是将第4集《奇迹》的大部分篇幅都给了安晶娜。这不仅因为安的治疗过程确实是个“奇迹”，张建珍在当中更感受到了“生命在悬崖边缘被拽回来的那一刻所迸发出的力量，以及拽回来之后对世界的美好感应”。

这种发自人的本性，最朴实同时也最有力量的情感，其实也是张建珍在整个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力图去追寻和体现的，“我更多地还是想呈现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每一个个体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她告诉PingWest品玩，在拍摄《中国医生》战疫版之前，自己最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医护人员为什么要去”。这个问题她几乎问了每一个参与拍摄的医护人员，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即使是普通人。“在一个大的环境下，当那个危险的事件和自己的使命、职责结合在一起，许多普通人都可以唤起自己的那种崇高感、英雄感，就觉得 ‘我会这个事情，我可以去救别人，那我就要去’。”张建珍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她到现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情感也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变得不同于往常。“一开始这种情感就是有使命感的，”张建珍向PingWest品玩描述自己的观察，“他们向病人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因为在这个空间里只有他们和病人，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经济条件的干扰；而对病人来说，医生是他唯一能够见到的人。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的关系是最纯粹的关系。”

她曾问过一个医生“为什么疫情时期的医患关系和平时有区别”的问题，这名医生给了她一个让她难以忘怀的答案，“你问我这个，我也拔高不了，我就觉得他们挺 ‘可怜’的，平时还有好多家属、亲朋好友来探望，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其他人，他眼前只有我。”

“客观纪实”的美学要求

在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对纪录片的六种分类中，有四种最为常见，分别是诗意型纪录片、阐释型纪录片、观察型纪录片和参与型纪录片。

诗意型纪录片更强调鲜明的个人情绪表达，弱化叙事和连贯性剪辑，比如纪录片导演赵亮的一些作品就可以被划分为此类；阐释型纪录片更多依靠解说词的力量，例如很多科教、历史类型的纪录片；观察型纪录片是如今越来越多导演乐于去选择的，更加弱化摄影机的存在感，强调镜头的客观性，它的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参与型纪录片则包含了更多导演和被拍摄对象的互动，前段时间花总拍摄的《口罩猎人》可属此类。

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分类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它们的特点常常会交叉存在于一部纪录片中，例如纪录片导演周浩的很多作品都兼有观察型纪录片和参与型纪录片的特点。

《中国医生》战疫版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种纪录片类型特点的结合——大多数时候，镜头都在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与被拍摄的医护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当中依然会穿插一些医护人员坐在画面中间被采访的镜头。不过在这些采访片段中，剪辑通常会剪去采访者的声音，而只留下被访者的叙述，或许也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观察”。

这和总导演张建珍最初确立的“客观纪实”的要求不无关系，她向PingWest品玩解释，“客观纪实是让观众通过画面所拍摄到的东西，自己去体会和感动的，我不会和观众直接说我如何被感动了，让他们来听我如何被感动是没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医生》战疫版中除了必要的背景介绍和补充交代外，很少能够看到大段解说词的原因。

真实的力量往往也最动人，因为很多时候语言都是匮乏的，舍弃解说词是一种留白，给观众以感受和思考的空间。这种风格对于《中国医生》战疫版这样以塑造人物、挖掘人物精神世界为主的纪录片来说，再合适不过。

其实，如果细看《中国医生》战疫版这部纪录片，还会发现它同样捎带了一些诗意型纪录片的特点。“诗意”主要体现在每集片头或片尾处会加入分屏剪辑的镜头，并融入了蒙太奇的手法，比如第二集刚开始的分频镜头就穿插了行驶中的救护车和春晚片段的剪接，更加体现出那一晚的不平常。

选择的配乐也体现了这种“诗意”。“（《中国医生》战疫版）这样一个个体化的叙述，应该有一个更加个性化的风格，我们的音乐也有这样的考量。”张建珍告诉PingWest品玩，比如片头曲使用了一首说唱歌曲，歌词讲述的是一个医学生成为一名医生的过程，“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听到这首歌，我当时就哭了，第二天我就想办法联系到了创作者……纪录片还什么都没有呢，我就把这首歌的版权拿到了。”

当然，更加风格化的表达并不是主导。在张建珍看来，她希望《中国医生》战疫版能够让更多观众“看得进去”，“对更多人产生有益的影响”，过于风格化、复杂的表达容易形成接受和理解上的壁垒，这不是她追求的目标。

一部疫情之下的纪录片如何拍成

接受PingWest品玩采访时，张建珍正在忙着《中国医生》战疫版第5集的剪辑，前一天她还在南京鼓楼医院补拍了一些镜头，两天前又在武汉补拍了一位病人。

4月15日大规模拍摄才结束，5月13日就要在爱奇艺上线，这个制作周期远远短于其他许多影视作品，给张建珍的工作带来了挑战，她和团队不得不在一边剪辑、一边补拍、一边提交上线的流程中不停循环。

不过相比于之前的拍摄，这些挑战或许也不算什么。张建珍告诉PingWest品玩，“这次拍摄的困难超出想象，客观条件甚至都不太具备。”在封城停摆的武汉，他们连最基本的吃、住、行都花了很大力气才逐步解决，“刚开始去我们都是走路。”最终从北京去了三个摄影师、一个导演和一个助理导演，其余都是在武汉当地招募的摄影师，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拍摄团队。

筹拍过程中甚至都来不及充分调研。在摄制组初到的头一个星期，拍摄团队一边拿着机器拍摄，一边在适应环境，包括去到医护人员去到的任何区域，慢慢对整个形式、医护人员的工作机制以及拍摄对象的选择有了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和被拍摄对象建立了相互信任。

“我们采取的是带机调研的方式，因为第一医生的时间不允许，第二我们的时间也不允许。”张建珍向PingWest品玩介绍介绍，在结束一天的拍摄后，每晚她都会和团队开会，把当天拍摄到的素材全部过一遍，进而确定第二天的拍摄方向，要拍摄哪些人，挖掘哪些故事。

不管是拍摄还是后期制作，留给《中国医生》战疫版的时间都非常紧张，这也不免给张建珍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如果有更长时间的话，导演和医护之间信任感的磨合或许会更好；包括最后的剪辑，时间若充分便可以反复打磨、观看素材，让故事的架构和人物的塑造更加丰富。

不过整体来说，张建珍对目前《中国医生》战疫版的表现还感到满意。她喜欢看观众留下的弹幕，“感觉许多我想传达的点观众都捕捉到了。”每剪好一集，她都会组织公司里没参与片子创作的二三十人举行一个看片会，让大家从观众的角度提出更多意见，这是她认为提升作品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她始终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价值。曾经因为父母生病，她作为患者家属在医院呆了大约一年，因此对医护群体有了更直观和深入的了解。“我觉得在医生身上有一种特质，他们比我们许多其他职业的人会更加超脱，因为他是以救别人的生命为自己的职业，”张建珍说道，“在长期面对生死的情况下，这个职业对他们自身的训练和自我要求，使得他们会超越个人的得失，把救治别人的生命作为最高目标，就这一点已经非常值得敬佩。”

所以在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拍摄疫情中的医护群体时，她几乎没有犹豫，“这肯定责无旁贷。”